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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会馆众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会馆文化，对北京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会馆是如此重要，那么，北京最早的会馆建在哪里呢？
历史把这个荣誉安在了芜湖会馆的身上。 芜湖会馆，始建于明朝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后当时明成祖朱棣刚刚迁都北京，在大规模的兴建北京城，就是在这时候，芜湖会馆应运而生。最初建造时，芜湖会馆被称为“京都芜湖会馆”，其位于皇城根下的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内。会馆有东西两院，正厅3间，各式厢房小屋16间，沿街铺面房屋7间，灰棚房6间，面积约100平方丈，这种规模在当时已经非常大了。
明朝的初期，徽州商帮兴起，使得芜湖或为当时的商业明珠。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政治经济中心开始北移。在这种情形下，芜湖商人和学子们便纷纷来到了北京。这些人来到北京后，由于初来乍到，难免会遇到一些难处，他们便向当时的北京工部主事，同样是芜湖人的俞谟求助。俞谟，在明永乐元年（1403年）以选贡的身份任南京户部主事，相当于现在财政部的局级干部，迁都北京后转任工部主事，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航政等。在帮助了一些人之后，俞谟开始想到：芜湖商人和举子入京照例会拜访京城的芜湖籍官员，希望他们能在京给予食宿或商业上的帮助；而那些京城的芜湖籍官员，由于长期离开家乡，难免思乡心切，也非常渴望能够通过同乡聚会来排解思乡之苦……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俞谟便萌生出创建公馆的想法，于是，他用自己的财力，在京城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建造了一所名为“京都芜湖会馆”的公馆。就是这样一个不经意间的举动，一个中国之“最”便诞生了，俞谟也因此而载入史册。
“京都芜湖会馆”建造后，其他地方的在京官商，也纷纷效仿。自那以后，京城中的各类会馆纷至沓来，犹如雨后春笋般在京城兴起，成为传播各地文化和京城文化的重要场所。说起芜湖会馆，还有一个故事不得不提。这个故事与一宗产权纠纷相关。 据说，在明英宗正统末年（1449年），有人主张芜湖会馆的产权是他的。这个人是谁呢？他姓路，是北京当地人。一天他拿着房产地契到来到会馆，对主事人说这家会馆的宅基地是他的。当时的主事人非常揪心，那个时候俞谟早已经归乡老死。这下死无对证了，人家又有房产地契，怎么办呢？主事人赶紧将这件事告诉了远在芜湖的俞谟的儿子俞日升。俞日升听说后，赶紧来到京城，同路姓人打起了官司，并且最终轻而易举地赢了官司。
北京阳平会馆有何“身世”之谜
阳平会馆，是旧京著名的会馆，位于崇文区前门外小江胡同内，内有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清代风格民间戏楼。据传，该会馆始建于清朝的嘉庆七年（1802年），由山西平阳府及周边20余县商人联合修建，由戏楼和三路四合院组成。在很多史料中，提及阳平会馆时，都会在后边加上一句：“也称平阳会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由于没有明确的碑志和确切的史实记载，该会馆到底是叫“阳平会馆”还是“平阳会馆”，至今也没有一个官方的结论，可称为阳平会馆一大谜。 关于阳平会馆的“身世”，除了名称之谜外，还有一大谜，那就是它的具体建造时间。前面我们提过，即说阳平会馆“始建于清朝的嘉庆七年（1802年）”。其实，这并非官方结论，而是后人推测出来的。是怎么回事呢？ 在历史上，很多会馆的建设者，有的是富商，有的是官吏，都是当时社会有头有脸的任务，所以一般会馆都会留有清晰的文字记载和历史沿革，使后人有据可查。阳平会馆也不例外，阳平会馆戏楼的后壁正中就嵌有4联石刻，上面记载的就是会馆建置沿革和修葺情况。可问题是，或许是风化和人为的严重损坏，石刻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根本无法据此了解阳平会馆的具体建造时间。为了更好地使后世人了解阳平会馆，于是一些会馆研究专家便开始了推测工作。
在阳平会馆的戏楼中，存有一块书有“醒世铎”的横匾，落款为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而根据史料的记载，王铎生于1592年，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去世，是明天启壬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曾为明末福王东阁大学士，清顺治时为清廷礼部尚书。会馆研究专家们正是依据这块横匾，推测处阳平会馆始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之前，即明末清初年间。由于历史原因，阳平会馆及戏楼解放后一直是北京同仁堂集团的药材库房。直到2000年，崇文区政府在市文物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将阳平会馆划归当时的区文化文物局管理。1984年5月，阳平会馆戏楼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启动会馆修复工程。2009年，成为著名二人转艺术家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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