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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的选官制度跌宕起伏，始于世卿世禄制，终于科举制，从隋朝到唐朝，科举制由初具规模到完善，历经一千多年，在这一千三百余年前后，有无数学子开始踏入考场，通过考试寻得仕途，但中举却是海底捞月，在这一千多年里中状元的只有500多人，可见考中举人比登天还难，当然南方状元的数量远超北方，特别是江苏独霸一方，这也是当今江苏成为考试强省的源头之一，但非常巧的是，历史上的首位和末位状元均为河南籍，下面一起来看看这两个人。
历史上首位科举考试的状元叫孙伏伽，属于隋唐时期人，曾经担任县级司法部部长，盗捕歼贼，治理有方，政绩突出，隋朝归降唐朝后，在公元622元唐高祖李渊看到国内人才实属匮乏的情况下，尽管国内江山还没统一稳定，李渊决定勇敢通过科举考试的办法，由考试成绩的等级赐予官职，这也是开了唐朝科举制的先河，当时的孙伏伽不过一个江湖无名小吏，但为了光耀门楣，也参加了科举考试，由于他在考试中成绩优异，本身有官场经验，治理督察有方，本身相貌也不错（科举亦看颜值），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非他莫属，名列甲榜第一名，即便不晓得当时被赐予何种官职，但想来一定比它的无名小吏要强得多，况且孙伏伽的求生欲也使自己懂得站位，未登基前就投靠了李世民，这也为在李世民争夺皇位登基后的安居乐业做好了铺垫。
虽然孙伏伽在朝廷属于男爵最后一等，但这至少也是锦鲤跃龙门逢上好兆头了，和大多数坐拥朝廷的官员一样，在朝廷中的职位不断变更，从李世民登基，赐他大理少卿，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算是响当当社会上层人物之一，并且拥有实权，但数年后，由于错判案件，被迁刑部郎中，但这怎么说也是刑部的秘书级别职位，后来由于他的才能卓越突出，又升任大理少卿，接管国家的民政、户籍、财务部门，算是掌管着国家关键部门。
公元641年的大理寺卿到而后迁陕州刺史，在当今算是从最高法院的院长到省最高行政长官，其中的权力之大不是常人所能企及，读过唐朝历史都知道李世民非常器重能直言不讳的下属，孙伏伽就属于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人，据历史记载，唐太宗一段时间安于涉猎，和大臣一起玩乐到忘乎所以，幸亏时任大理寺少卿的孙伏伽及时上书劝阻，自此颇得李世民器重，对其高度赞赏。
时间来到晚清，科举制下的最后一位状元，他叫刘春霖，沧州人，他的出身家境比孙伏伽穷酸得多，母亲在知府家中当婢女，刘春霖的求学之路辗转反侧，幼年跟随父母在济南求学，迫于饥寒交迫，六岁便被送回老家，过两年进私塾读书，学习极为刻苦，在1904年的科举考试中便喜提状元，也恰好是赶上科举末班车，这一年后科举制被废弃，因此他成为科举制上的最后一个状元便水到渠成了。
尽管刘春霖受到了清王朝器重，不奈身处清末乱世，日本人偏偏相中了他，让其任国家高等教育部长伪职，但他很守节，坚决辞职不就位，于是日伪当局将他挚爱珍宝洗劫一空，1944年终于突发心脏病，告别人世，享年72岁。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刘春林的书画才能，尤其是小楷书法。不论在当时还是至今，书法界仍有“大小楷”之大名，可见他在书画上的造诣颇深。
二人同样来自河北，身为状元郎，为什么一个历经风雨未有起色，一个仕途风顺节节高升？刘春霖的命运可以说更惨烈，且不说在他考中后一年科举制被废除并且晚清面临覆灭，使得状元的含金量被提老高，可自己手持状元却只能成为军阀统治的工具，真可谓是怀才不遇，没有遇到伯乐大展拳脚，最后还得因收藏至宝被日为洗劫一空而怨恨至死，实在是命运不济。
相比古代两位状元所处的时代境遇，加之清末八股取士的巨大局限性，当今高考制度简直不要太公平，也正是多亏了太平的多元化开放社会，使得现今不论是在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只要有过人之处，都可在社会上求得一席之地，不必担心一辈子和荣华富贵无缘，考试形式多样化也让谋取官职更为包容、公平，只要有一技之长，肯努力就有机会，看完这两位科举头尾状元，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一把，做时代的弄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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