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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祥泰 /文
青岛台东六路小学是一所历经沧桑的百年老校。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这所百年老校获得新生，有了崭新的面貌。我正好是1949年秋季入校的学生。到1955年夏季毕业，我在这所学校里度过了整整六年的小学生涯，这所小学给我留下了许多抹不掉的记忆。
记得我报名上学时，是一个本家堂姐领我去的。她17岁，比我大10岁，显得很成熟。报名时，她好像熟门熟路，非常老练地领我到一位负责报名的老师桌前领到一张报名表，并且迅速地填好，然后就把我推到桌后的老师面前开始面试。
当时我个子长得矮，穿得也不整齐，有些自馁，不爱说话。当老师问我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家住什么地方，家里都有什么人等等问题，我一律不回答，觉得何必多此一问？堂姐很着急，在旁边催促我赶快说，而我低着头就是不说。
这时，负责报名的老师不高兴了，把报名表退给了堂姐，结果我就没报上名。我父亲得知后，很着急，提着两斤点心，领着我找到校长家，对校长说了不少好话，并且说我“茶壶里煮饺子，肚子里有倒不出”。我听了这句话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还记得。校长对我父亲很客气，很热情。临走时，校长对我父亲说，尽管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了。就这样，我就开始了青岛台东六路小学的小学生涯。
当时学校的教学大楼是一座倒U字型木结构德式建筑，两头起山，楼体中间有两层长廊。一层长廊两边各有楼梯口、有木板楼梯，可以登上二楼。二层长廊的前面有木栏杆。隔一段木栏杆就有一根方木柱，用以支撑起二层长廊以及栏杆上面的顶棚。每层长廊上有四个教室。这座教学楼在当时周围的环境中有鹤立鸡群之感，在一个孩子眼里看来是非常壮观的，足以引起孩子强烈的好奇和渴望。
不过据说，只有五、六年级的学生才能进入这座雄伟的大楼的教室里上课。我刚入学的时候，只能到大成路分校上课。这所大成路分校设在现在的大成路、四平路（当时叫归化路）和延安三路交界的地方，除了有一幢大房子设了四、五个教室外，另外有一个大操场，再没有什么令人注目的设施。
但每当走在这幢大房子外面的四平路上时，总会听到从大房子里传出来的大声的琅琅读书声。当时的孩子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大声读书，读得声振屋瓦，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我当然也在这些孩子们的中间。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在这里听到过这种读书声以外，在别的地方再也没有听到，真感到十分遗憾。这里现在早已变成居民小区了。
在这里，我经历过一件难忘的事。在课间的时候，有一个个子比我高一头的同学走到我面前，抓住我的衣服前襟使劲拽我，大概是因为他看到我穿的衣服太不合身，他看着不顺眼吧！我怕衣服被他拽坏，情急之下就使劲推了他一把。把他推了一个趔趄。为此，他到女班主任老师那里告状，说我打他。其实，女班主任知道我不可能打他，因为我的个头比他小得多。但老师为了安抚他，在上课时竟让我伸出手要用竹板打我手心以示惩戒。
如果我老老实实接受，也不会有多大事。但我不情愿接受，就在竹板将要落下时，我突然把手抽回来了，让老师的竹板落了空。班里的同学本来很紧张地看着我和老师，当看到老师的竹板落空时，一下子哄笑起来。这样就把老师激怒了，她一下子抓住我的手狠狠地打了一下，当时我就疼得“哎呦”一声。过后我看到我的手心都有些肿起来了。
回家吃饭时，手都拿不住筷子。母亲问我“手怎么了？”我也不敢说。但我现在想起来，并不恨这个老师。这位班主任女老师长得又高又胖，有四十多岁的样子。她平时对学生还是很和蔼可亲的，上课口齿清楚，声音洪亮，学生都很愿意听她上课。不知为什么那一次她对我竟打得那么重，使我至今难忘。
上二年级时，到了台东六路小学威海路分校。这分校就在威海路和台东一路交界处，现在成了当代广场了。这里解放前曾是公安局的一个巡警处，不知为什么解放后会改成台东六路小学的另一个分校。
到这里后，班主任是一个面容清瘦、身材单薄、年龄较大的女老师。她和善亲切、平易近人，说话语气特别柔和好听。记得在这里，正碰上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她在班上带头捐了在我看来是很大一笔数目的钱，我很感动，实在过意不去，就把我一直不舍得花的母亲给的五毛钱（当时叫五千元）捐上了。
为此，她在班里表扬了我，让我高兴了好几天。那时大家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可惜普遍都比较穷，没有什么钱捐。那五毛钱实际上就是我多少日子的全部积蓄，是准备在馋极了的时候买零食吃的。捐了以后，再放学走到台东三路市场楼附近（那是台东繁华的地方，即现在的台东三路步行街），看到一些商家卖的琳琅满目的各种食品，心里总是隐隐作疼。
我知道家里生活困难，很难再开口向母亲要钱。不过后来听到抗美援朝胜利的消息，听到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我对捐钱的事一点也不后悔，相反心里总是暗暗地得意，觉得自己好歹也作出一点贡献。
直到四年级，我才到了台东六路小学校本部上学。不过也没能到教学大楼上，而是在大楼旁边沿着东面的院墙盖起来的一排平房里。开始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个总是挺胸凸肚的中年女老师，我们叫她“张老师”。这时，我变得比较调皮，总是贪玩，不愿意好好学习，甚至还学着一些大孩子去打架，有时还打群架。
张老师批评我，我不服气，觉得反正学习也没落下，对放学后的事情老师不应该管。为此，张老师经常到我家里，向我父母告状。这使我很害怕，我知道一旦我父亲知道了我的事是不会轻饶我的，所以张老师每次告状后，我都会有所收敛，但积习又是很难改的。
到了五年、六年级，班主任老师成了一个年级较大的男老师王老师。他在教室里批评我时，我记得他面孔涨红、青筋凸起、声色俱厉，甚至用手指点着我的额头狠狠地斥责。但我并不害怕，因为他从不到我家里向我父母告状，我知道他只是恨铁不成钢罢了。
本来我是不够加入少年先锋队的条件的，但他怕我因而考不上中学，就在六年级毕业前仍然让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这使我想起来就对他充满了崇敬和感激，同时为当时的少不更事而感到惭愧、内疚。
在台东六路小学的六年小学生涯中，现在想起来总感到失落的是，我一直没能在学校的主教学楼里上课。那蔚为壮观的主教学楼一直是我非常向往的。我曾想象着如果能进入二楼的教室，能够在课间凭栏眺望，居高临下，俯瞰全校的校园，那将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
其实，有时放学后，我也曾趁人不注意偷偷上去过，也曾经在二楼的栏杆上向下瞭望过，但那究竟是短暂的，而且正是楼上的同学忙着打扫卫生的时候，自己站在那里有些不够理直气壮、光明正大，与本来就在上面上课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教学大楼没能去上课，教师的办公室倒是经常被叫进去。那时的教师办公室就在台东六路的校门台阶上，面正对着的一幢建筑式样很洋气的房子里。上几个台阶进去后，中间有宽敞的走廊，有木地板；教师办公室都是大门大窗，也有木地板，天花板也比较高，看起来非常宽敞明亮。
老师一个人一个大办公桌，并不拥挤，互相间隔较远。门窗都有木门框、木窗框，窗上有窗帘。这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很新鲜的，觉得很华丽。可惜我来不是老师有事找我，而是因为我调皮，不守纪律来挨批评的。现在想起来都感到不安、好笑！
在六年的小学生涯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念念不忘。一件事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心惊肉跳。那是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学校经常停课，组织学生排队到威海路边，坐在马路牙子上等着看押解犯人的刑车从眼前走过。不知在哪里开完公判大会，然后由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解犯人到刑场枪毙。当时的刑场就在叫五号炮台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路下头和内蒙古路接壤的地方，现在有个针织一厂在那里。
刑车正好经过威海路。我看到刑车上的犯人都被绑着，背上插着亡命牌，押解的解放军战士一律带着钢盔，手里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威风凛凛。特别是其中有一次押解的犯人中有一个女的叫“于小脚”，据说是“一贯道”的头子，同时被押解的犯人共有26个，有十几辆刑车，更显得声势浩大，令人震撼。
教育部门领导可能考虑要让小学生受教育，所以组织我们参观。当时威海路两边涌动着许多观看的人。但我作为一个小学生，只感到紧张、好奇、吃惊、害怕，并不理解是怎么一回事。“于小脚”的名字也是听大人议论才知道的，什么是“一贯道”，更是一点也不懂。
还有一件事，让我今天想起来都情感激荡，心生感动。学校的音乐老师刘钊组织了一个高年级学生的合唱团，经常在校园里组织排练合唱歌曲《大渡河》。每当他排练的时候，校园里就会聚集起很多学生围着观看，甚至校园外头的人也有很多围着观看的，有的人进了校园，有更多的人站在学校院墙的矮墙头外面从墙头上观看。
《大渡河》这首合唱歌曲中有一句高亢嘹亮的呼喊：“开船啦——”接着就是一声声船工“哎呦哎呦哎呦哟……”的号子声。那一声高亢嘹亮的“开船啦——”的呼喊是音乐老师刘钊在指挥的同时自己呼喊出来的。他有四十五、六岁的样子，脸上有一圈胡子茬，留着比较长的大分头的头发。他平时不苟言笑，总是低着头匆匆忙忙地走路，学生都有些怕他。他既教我们唱歌，也教我们美术。
他指挥合唱团唱到一定的时候，只见他把指挥棒高高举起，把头发往后一甩，突然喊出一声“开船啦——”不仅高亢嘹亮、响遏行云，而且有些石破天惊、令人心跳加快、血脉贲张。尽管我当时只是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但我听到了刘钊老师的呼喊，也会全身一下子像着了火一样激动得厉害，只觉得自己也像置身在那条大渡河的船上，再大的惊涛骇浪、激流险滩也会势不可挡、一往无前！
据说，刘钊老师的那一声呼喊，直到隔了四条马路的台东一路上的行人都能听到。至今回想起来，我都会为之激动，为之感奋不已！
尽管台东六路小学的六年小学涯已经永远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了，但留在心中的记忆还是那么鲜明，那么生动！那是我人生道路坚实的起点，也是我人生道路上难忘的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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