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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大v东坡先生有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有时候我会想，如果记叙史料的史官对某件事情一不小心“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他记叙下来的史料，也是有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吧。
曾国藩是晚清的一个大v，无论是用兵还是做学问，都取得了让人叹服的成就。
曾国藩在带兵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看一看外界的史学作者的作品，看他们如何描述自己部队的战绩。
看了这些文人的作品后，曾国藩不禁觉得非常诧异，因为这些文人描述的他一些部下作战的战斗过程，与实际情况相差颇远。
“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
这事让曾国藩非常好奇，想一探其原因之所在。几番思考后，曾国藩召集手下的幕僚，将领，复盘一下曾经打过的战役。在复盘的过程中，曾国藩发现，即便是这些人，他们对于整个战役的描述也相差迥异，颇有些类似盲人摸象，对于同一件事情，每个人说的都不尽相同。“虽同见同闻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凭信。”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曾国藩说：“二十三史中的军事记载，除了少数外都是文人们自己臆测装饰成文的，不知道甲仗为何物，战阵是什么，用夸张浮夸的语言随意编造，绝对不能信！即使像写得比较好的《史记》《汉书》，也有不能信的地方，虽然司马迁说庄子的书都是寓言，但我认为史记里属于寓言故事的，也是十之六七。”
“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
“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
曾国藩的发言信息量太大，笔者作为一个十多年的军史爱好者，试为各位看官解读下。
以笔者这么多年与很多资深军史爱好者、研究者交流、学习的经验，中国的军事历史研究一直存在种种困境，其中最重要的困境便是历史资料中对于战争描写非常不详细。而且，很多历史记载者，因他们不懂得战争，所以他们在描写战争的时候，只记下了自己感兴趣或者印象深刻的东西，至于致胜的关键，则可能根本没有记载。
《史记》的问题，笔者试为读者列举一二。
《史记》中的笔误，笔者曾经发现过一例。
比如《史记黥布列传》里的年代就有笔误，如其所记载的“汉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数县。六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之垓下”，而事实上汉军彻底击败楚军在汉五年而非汉六年。
又如，孙武、伍子胥领三万吴军伐楚，攻破楚都郢都，是历史上的重大战事。《左传》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史记》则记载的简单而且含混不清。
倘若我们按照《史记》的记载来理解孙武入郢之战，那么对于战事具体过程的解读，可能与真实的过程天壤之别，按照其字面理解，我们很可能会误认为吴楚两军是在汉水两岸决战。
“与楚夹汉水而陈。吴王之弟夫概将兵请从，王不听，遂以其属五千人击楚将子常。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入郢。子常败走，奔郑。”《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
至于两军真正的决战柏举之战，我们在《史记》里压根没找到踪迹……
以下是左传的描写（白话译文），各位看官自行对照。
“冬季，蔡、吴、唐三国联合发兵进攻楚国。他们把船停在淮河边上，下船急行军向南到达江汉平原，和楚军隔着汉水对峙。
楚国司马沈尹戌对子常说：“您依托汉水和他们周旋，我北上带领方城重镇的全部人马毁掉他们的船只，回来时再堵塞大隧、直辕、冥阨三个关口。这时，您渡过汉水而进攻，我从后面夹击，必定把他们打得大败。”商量完后就出发北上了。
……史皇对子常说：“楚国人讨厌您而喜欢司马。如果沈司马在淮河边上毁掉了吴国的船，堵塞了关口而回来，这是他一个人独享战胜吴军的功劳。您一定要速战速决。不这样，就不能免于祸难。”于是楚军渡过汉水摆开阵势，吴军诱敌深入后退，从小别山直到大别山，吴军在撤退途中三次抓住有利战机挫败楚军。
子常感觉吴军战斗力很强，想逃走。史皇说：“国家太平的时候，您争着当权；国家有了祸难就逃避，你打算到哪里去？您如果冒着必死的决心打这一仗，以前的罪过必然可以全部免除。”
十一月十八日，吴、楚两军在柏举（湖北麻城境内）摆开阵势。吴王阖庐的弟弟夫概早晨请示阖庐说：“楚国的令尹囊瓦（子常）不仁，他的部下没有死战的决心。我们抢先进攻，他们的士兵必定奔逃，然后大部队跟上去，必然得胜。”阖庐没有必胜把握，没有答应。
夫概说：“所谓‘臣下合于道义就去做，不必等待命令’，说的就是这个吧！今天我拼命作战，就可以攻进郢都了。”于是，夫概王带着他的部下五千人，抢先攻打子常的队伍，子常的士兵奔逃，楚军乱了阵脚，吴军趁势大败楚军。子常逃亡到郑国。
吴军追赶楚军，到达清发河，准备发动攻击。夫概说：“被围困的野兽还要争斗一番，何况人呢？如果明知不免一死而同我们拼命决战，必定会打败我们。如果让先渡过河的楚军知道一过河就可以逃脱，后边的人羡慕先渡河的，楚军就没有斗志了。渡过一半才可以攻击。”如此，又一次打败楚军……在雍澨又打败了楚军。经过五次大战，吴军到达楚国的郢都。
史书记载与真实事情发生误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误差与缺失。
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误差与缺失，关键是传递媒介的问题。打个通俗的比方，当我们传递一个声音信息的时候，如果是用固体传播，可以传播的很远而且不怎么失真，但是一旦在空气中传播，声音很快就衰减并失真了。
历史事情的传播和声音的传播也是同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事情，先由一个专业的亲历者描述下来，然后再由这个专业的亲历者传递给另一个专业的人员，不断传递下去，信息可以基本完整保存下来。第一手信息来源的专业性，和中间传播者的专业性，两者条件都具备，才能保证信息的完整与准确度较高。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最后传递下来的信息则可能与事实谬以千里。
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他能够把战役的方方面面基本真实的描述出来，对于战役过程中的关键事情，他能描述的很清楚。可是对于一个未经战阵的文人，即使他身处战局之中，他所见所闻也多是盲人摸象。成千上万军队的调动，将军高屋建瓴了然于胸，可是一个文人作者，因为他对于军队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足，一般只能管中窥豹，做一个围观群众，打打酱油。
试问，当代社会，一个不怎么懂得军事的人，现在能够去做战地记者吗？试问，一个未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人，即使他看了十多场手术，他能够用文字颇为准确的描述一个较为复杂的手术吗？
一个非相关专业的人，去记述一个专业的事情，出错的概率是不小的。笔者是学土木工程的，这些年经常看到有报纸报道说，桥梁施工的时候采用箱梁是大大的偷工减料！（箱梁中间有很大一块是空心部分）。这个现象之所以产生，就在于从记者到主编，都对桥梁施工一无所知，才搞出这么大个笑话。
我们国家流传下来的史书，基本都是史官写就，史官的为人和专业素养，大大的影响了史书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尤其历史是包罗万象的，某个史官对于某方面可能是专家，但是对于另外的方面则可能不怎么精通，那么当他记述此类他不精通的事情的时候，出现偏差，实在是人之常情。
《史记》在我国史书上有非同一般的地位，作为八零后，在我的启蒙阶段，《史记》被宣扬到了简直到了不容置疑的地步。曾国藩的说法我不能完全认同，但是我认为，因为司马迁个人精力、专业上的局限性，《史记》有不少值得我们质疑的地方，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并非没有写错的地方。
对于接受启蒙阶段教育的中小学生来说，尤其是现在比以往更重视文史教育的情况下，早早认清《史记》等史书的局限性，我想对以后的读书、思考、工作，还是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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