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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叶瀠潞聊一聊,今天和大家聊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依赖于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它是我国一占代农业生产工具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上承秦汉,下启隋店,为日后隋唐农业生产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铁制农具在两汉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普及、推广和提高。它与这一时期冶铁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冶铁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中取得突出发展的部门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和经济开发加速,兵器、农具的需求大增,因而推动了冶铁业的长足发展。汉末大乱,冶铁生产遭受破坏,“是时乏铁”,曹操不得不将刑具由铁器而“易以木焉”。在戎马控惚之际,曹操已留意于冶铁业的复兴,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平定冀州,以王修行司金中郎将。后又以韩暨“徙监冶渴者……在职七年,器用充实。制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刘备定益州后即“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王连为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国用”。)。又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孙权在黄武五年(公元226年)“采武昌山铜铁”制作刀剑,“皆是南钢越炭作之”。后来“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承”,而它们“多是吴所置”。
西晋统一以后,冶铁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卫尉兼管冶铁,“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当时,“冶皆在江北”。江南主要有属扬州管辖的梅根、冶塘二冶。永嘉之乱以后,北方的冶铁业遭到破坏,南方的冶铁业继续得到发展。南局诸冶所属,除铜官大冶(即梅根冶)之外,尚有许多“都邑小冶”。南朝时扬州有健康的东、西二冶,梅根冶、铁观山(今漂阳西南)冶、六安冶等。荆州有新兴冶。萧梁在益州“兴冶铸,以应赡南梁”。,所产铁器可以供应外州。
北方从北魏建国以后,冶铁业日渐得到恢复,拓跋珪天赐元年(公元404年)“置山东诸冶”。此后铁冶日益普遍,“西至长安,东尽即墨”,“其铸铁为农器、兵刃,在所有之,然以相州牵口冶(今河南浚县)为工……”。北齐时,太府寺属官有“诸冶东西道署”,其中“诸冶东道,又别领晋阳(今河北磁县境)、武安(今河北武安境)、白间三局垂。诸冶西道,又别领晋阳(今山西太原)冶、泉部、大邓、原仇(今山西孟县)四局丞。
从上所述,可见这一时期不论南北方冶铁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尤以江南地区的发展为显著。这些均属官营铁冶,以制造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武器为主,但它们也往往兼造农器,如北魏“铸铁为农具”的铁冶,“在所有之”。有的数量很大,如梁武帝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为筑浮山堰(今安徽嘉山北),引“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帚,小则v锄,数千万斤,沉于延所”。
除了官营铁冶外,也有民间私冶。刘宋时刘道济任益州刺史,“一段民私鼓铸,而贵卖铁器,商旅吁磋,百姓咸欲为乱。”可见原来民间私铸不在少数。魏晋时嵇康“好锻,家有盛柳树,乃激水圜之,夏天甚凉,恒居其下自锻,有人就者,康不受其直”。这是个体手工业者以成品铁独力锻造工具。民间铁器交易也在进行,如魏明帝青龙(公元233年一237年)年间,“石苞鬻铁于长安”。曹魏时,弘农太守刘类“多市犁鎋,载所部贸丝”。北魏时有人送给赵柔“桦数百枚者,柔宇善明豁之于市”。赵琰,遣人买耙刃,得剩六耙,即令送还刃主”。可见民间铁农具交易的普遍。
水冶的普遍推行,改进了冶铸业的鼓风动力,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冶铁业的发展。东汉杜诗已在南阳使用水排冶铁。但是水排并未推广,马排、人排还在应用。汉末魏初,“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韩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白超垒(今河南新安)侧有冶官所在,“魏晋之日,引谷水为水冶,以经国川”。在安阳,“后魏时,引水鼓炉,名水冶”。可见水冶得到了推广。新兴冶原来也是水冶,刘宋时“冶令颜茂以塘数破坏,难为功力,茂因废水冶,以人鼓排,谓之步冶”。在不能使用水力时,仍然不得不使用人力。
这一时期冶炼技术亦有所发展,蜀汉名工蒲元“铭金造器,特异常法”,尤精于淬火技术,“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陶弘景说:“钢铁是杂炼生蹂作刀镰者。”这是把生铁与蹂(熟)铁掺合冶炼的“灌钢”工艺,此法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工效和质量,对于冶铁业的发展有极大意义。北齐綦母怀文的炼钢术更为突出,他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鍒铤,数宿则成刚”。这也是一种“灌钢”工艺。他的制刀方法是“以柔铁为刀脊”,将熟铁用于刀背,钢铁用于刀刃。淬火方法是“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用牲畜的尿和油脂作为淬火剂,大大提高了钢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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