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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在三国以前的历史，多属传闻;三国以后的历史，逐步详明和具体。庐山是“神仙之庐”的传说，是佛、道两家争夺庐山控制权,而由道家制造出来的。在两家对庐山的争夺中，佛家显然占了优势。从南朝到北宋(公元317-1127年)的八百余年中，是佛教在庐山十分兴盛的时期,道教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远不能与佛教相比。这一章，将着重介绍佛教在庐山繁荣的历史。
公元三世纪初，北方边疆一些少数民族，不断向内流徙，汉族人民被迫大规模南迁，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转到长江流域。庐山从这时起，进一步得到开发，在东晋、南朝至唐宋时代,成为南方一个重要的文化、宗教活动地区。不少重要文人在庐山隐居和创作,对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佛、道两家,在庐山互争雄长，尤其是佛教，十分兴盛,在中国宗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这个时期在庐山活动的人物很多，其中久负盛名而又与宗教发生关系的，首推王羲之。王羲之是著名书法家，号称“书圣”。他在政治上曾希望有所作为，文学上的造诣也是很深的。东晋成帝咸康(公元335-12年)初年，王藏之奉命镇守江州。公元340年(成康六年)，础在庐山南面金轮峰下的玉帘泉附近，营建别墅。玉帝泉是被喻为“奇观”的着名瀑布。这个瀑布“悬瀑如散丝，随风悠扬，堕潭无声，最为轻妙”。
王羲之对它的优雅飘逸，极为欣赏。金轮峰的形状如轮，号称庐山“第一峰”。附近的石镜峰、紫霄峰，都是山南秀丽奇特的山峰，王羲之显然喜爱这一带的景致。王羲之在庐山期间的活动，主要是游览山水、养鹅、习字。而这三者之间，又是互相联系的。
庐山的奇峰秀壑，飞瀑流云，与王羲之高旷潇洒的志趣和气度极为适应，而庐山自然景色的神奇变幻，又是王羲之书法意境所需要的借镜。书法与山水，相得益彰。王羲之陶铸百家，师法前人，曾学通了卫夫人、张芝、钟繇等许多名家笔法,这时又可得从庐峰的自然美景获得启示。他羡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刻苦精神，在庐山也勤学苦练，使别墅旁的池塘，几呈黑色。这口池塘，就是有名的“洗墨池。王羲之刻苦练字,获得极大成功。“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为古今之冠”。王羲之书法如此高超，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书圣”是与庐峰山水的陶冶分不开的。
对这个“墨池”，后人流连、赞叹的诗词很多，其中有一首说:“临池水为黑,艺事也不苟;寄语纨袴儿，朅来饮一斗。”高度赞扬王羲之的刻苦精神，劝诱 人们向他学习。人们对这个墨池，多持歌颂、赞誉的态度。但也有人怀疑，认为“不足信”。在浙江绍兴兰亭，也有王羲之“临池学书”的“墨池”。在江西抚州，也有王羲之“临池学书”的“墨池”。大概凡是王羲之所到之处，多半有这类遗迹。如果象清初着名学者黄宗羲在游庐山墨池时所指出的:“然流传既久，即其不足信者,亦为古迹矣。”自然也是意味深长的。
王羲之在庐山养鹅，一是喜爱鹅的高洁，一是体察鹅的神态。为了习字，他观察鹅颈转项和鹅掌拨水的种种姿态，以便研习如何转腕，使字体优美。这可说是一种习字的仿生学。所以，王羲之对鹅有特殊的爱好。据说有一位山阴道士，饲养了一群漂亮的鹅，王羲之一见就要买下，道士不愿卖钱，要求王羲之书写《道德经》作为交换，王羲之欣然命笔，书写《道德感》相送，然后持鹅而归。李白对此大为赞赏，说是:“右军本清直清酒在风尘,山阴遇羽客，要此好鹅宾，埽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宠鹅去，何曾别主人。”王羲之养鹅与习字，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庐山别墅后侧的山润中，筑了一个“鹅池”。这个“鹅池”与“墨池”,异曲同工，都为王羲之书法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千百年来，人们到此莫不低回流连，引起无限缱绻之情。
不久，王羲之调离江州，临别时,把他的庐山别墅，舍为寺庙。据《归宗(寺)志》记载，是舍给了西域僧人达摩多罗。这座别墅，就是“壮丽甲于山南诸刹”的归宗寺，也是庐山自古以来见诸记载的第一座寺院。归宗寺山门上大书“江右第一名山”的横额，大概就是这个来历。宋代着名文学家苏辙在咏归宗寺的诗中说:来听归宗早晚钟，疲劳懒上紫霄峰;墨池漫垒溪中石，白塔微分岭上松。佛宇争雄一山甲，僧橱坐待十方供;欲游山北东西寺，岩谷相连更几重。
“欲游山北东西寺”，是指庐山北部的东林寺和西林寺。这两座寺院都建立在东晋时期,是庐山北部建立最早、也是最主要的两座寺院。佛教的发源地在印度。创始人是悉达多族姓为乔达摩,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他大约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前485年，大体与孔子同时。佛教开始是为当时的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宗教哲学体系，随后又为封建地主阶级所利用。最迟在东汉(公元25-220年)初年，即已传入中国。起初只是在皇族及上层社会的少数人中有些影响，主要是被当作-种方术看待，被认为与道家主张的黄老之术差不多。佛教的理论没有受到重视，在民间也还没有广泛传布。
东汉期闻译出佛经二九二部、三九五卷，数量也不大。魏晋时期(公元20420 年)的二百年间，佛教开始与在社会上层广泛流行的玄学(即老庄哲学>相结合,信奉的人逐渐增多。译出的佛教经典,这个时期多达七零二部一、四九三卷，比东汉时有很大增长。这时正是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失败之后，社会动乱不安，广大的劳苦群众陷于困苦颠沛之中，这就使佛教在社会的下层获得了广大的信徒。在这种情况下，东晋、南朝时期，庐山的佛教有了很大发展,许多着名的寺院，如归宗寺、西林寺、东林寺、天池寺、龙泉寺、化成寺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许多着名高僧,如慧永、慧远、竺道生等,都来庐山传布佛法，许多西方僧人如达摩多罗、佛陀耶舍、僧伽提婆等，都先后来过庐山。特别是在慧远周围，聚集了一些学者、高僧，共同探讨西方佛教经典，创立净土宗派，誓愿来世共生西方极乐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庐山成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佛学研究和佛教活动的一个重要中心，与北方的佛学研究和佛教活动的中心长安相抗衡，在佛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个时期，也是庐山历史上佛学的鼎盛时期。
这时庐山佛学和佛教活动的主要人物是慧远。慧远本姓贾，雁门(山西省代县)楼烦人。公元334年生，从幼好学，离读儒家经典,精通老子、庄子着作。公元355年往太行山、恒山从名僧道安学佛。慧远十分推崇道安，说是“真吾师也”接受道安讲授的《般若经》。《般若经》的主要思想，是用否定的思辨方法，以论证现实世界的虚幻不实。它认为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是实际不存在的。道安在讲授《般着经)》时，引用当时风行的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主张的贵无思想加以解释。把“般若理解为“以无为本”，把佛学与玄学结合起来，借以在社会上层争取支持。
慧远从道安的讲解中受到启示，懂得要在当时的中国推进佛学，必须借助玄学，他决心追随道安，同他小三岁的弟弟慧持，一道落发出家，成为道安的门徒。慧远原来就有儒、道两家学说的基础，学佛很容易通晓。二十四岁时，他开始讲经，有的徒众听不懂，慧远就引证庄子哲学中有关虚无的思想比附阐发，“于是惑者晓然”。道安也允许慧远借助“俗书”《佛经以外的书)，以阐明候书中的哲学原理。慧远在几次讲经和辩论中，获得成功。
远的办法是把儒道、佛三家冶于一炉，而以佛为主。他走的是一条佛教中国化的道路,这使他很快打开局面，拥有很多信徒，并得到上层统治者的扶植和支持，成为当时有数的大师，道安对慧远极为赏识和称赞，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道安是有经验和识见的高僧，他发现慧远这一位佛门中的高才，在中国佛教史上一直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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