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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的孔子，享受着国老的待遇，也就是起着参与议政的作用。不是决策者，也不是政策与决定的执行者，但是却可以对于国家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受到当权者的咨询。待遇当是不低于走时的六万俸禄，或许还会高于这个数目，虽然没有具体职务，政治待遇却要高于一般的大夫。如果寻找“顾问”的源头，恐怕最终要落到孔子的头上。
晚年孔子在鲁国政坛上的地位与作用，在他刚回到鲁国不久，便因为季氏的田赋改革而得到了具体的验证。
《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记载了这个事件：“季孙欲用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这次季康子所实行的田赋改革，即由原来的丘赋改为田赋。那时是“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左传·定公十一年》)鲁国与齐国战事频繁，所需各种费用相当巨大，原来的田产与家财一块计算赋税的“丘赋”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季康子决定实行新的“田赋制”，将田产与家财各为一赋，也就是说新的田赋制要比原来的赋税增加一倍，也就是每丘要出两匹马、六头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季康子派家臣、也是孔子的学生的冉有就田赋问题前去咨询，实际上是要孔子表态。这既是检验孔子对于当政者的支持度、顺从度，也是想利用孔子的表态，来减轻因增加百姓负担而带来的压力。但是冉有三次问询，孔子均不作明确回答，只是说“我不了解情况”。冉有见老师分明有着明确的态度，却以“我不了解情况”来搪塞，有些着急，便说：“老师是国老，现在这个事情需要你表态后才实行。为什么老师就是不表态呢?”
我估计冉有询问的时候，肯定不是一个人在场。只是到了只剩冉有一个人的时候，孔子才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政措施，应该在合于‘礼制’的范围之内，施于民的一定要宽厚，国家的事情的规模要适中，取于民的一定要少(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我国原来实行的‘丘赋’也就够用的了。如果不按照礼制去办，而是贪得无厌，即使实行了他季氏的田赋，也会入不敷出。”虽然是私下谈话，可是在关系着鲁国政局的大事上，孔子依然毫不含糊。他接着更加严厉地对冉有说：“你和季孙若要依法办事，那么有周公现成的法典可以遵守。若要任意而行，那又何必来问我的意见呢?”
对于季氏的田赋问题，《左传》上说的是“贪冒无厌”(贪得无厌的意思)，《论语》则称之为“聚敛”(搜刮民财)，《孟子》指为“赋粟倍他日”(赋税比以前多了一倍)，如此看来，季氏的田赋之变，严重地增加了农民负担这是肯定的。从孔子严厉的回答，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他的原则性。而“施取其厚”与“敛从其薄”的主张，更是带有着孔子一贯的“仁政”的色彩。这既是他仁心的自然反映，也是他施仁政的一贯主张。尤其是在春秋末期、贵族统治者置民众生计甚至生命于不顾、疯狂扩充各自的地盘与权力的时候，这种“仁”心与施“仁政”的主张，更显得弥足珍贵。他的贫苦出身以及几乎贯穿一生的穷困与蹉跎，更令他的这种民本思想有了深厚的根基。至于他事必以周礼为准则、为解决问题的锁钥，而没有以向前看的姿态找到新的救世办法，这既有他保守守旧并导致一生碰壁的一面，也是时代的局限所致。
估计冉有的问询当是在鲁哀公十一年的冬天。知道了孔子的态度的季氏，并没有停止自己实行田赋制的脚步，紧接着在鲁哀公十二年的春天，就全面推行了田赋制。气愤的孔子当然拿季氏毫无办法，但他却对于在季氏家中有着相当权力的冉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孟子·离娄上》如实记下了此事：“求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严厉到了不承认冉有是他的学生，并号召他的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批评冉有。
孔子对于冉有的严厉态度，当然也是对季氏田赋制以及不尊重孔子意见的强烈不满与批评。季氏当然清楚这些，但是他对于利害的权衡，当然要大于遵老敬贤之心。从这一件事情可以清楚地看出晚年的孔子在鲁国政坛所处的地位：是一块显示当政者尊贤并以此招贤的牌子，又是一位当政者咨询问题的顾问，他的意见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这全以当政者的利益为取舍。
十四年的流亡岁月，并没有改变什么，孔子还是孔子，季氏还是季氏。
这种状况，很快又被另一件事情证实。
季氏准备攻打颛臾，还是让冉有和子路——冉有是在孔子离卫之前就已经仕于季氏，而子路则是在孔子返鲁之后仕于季氏，冉有的职务当大于子路，既管财政又管军事——去见孔子征求意见。颛臾是鲁国的附属小国，位置在山东省费县西北八十里处，现在还有颛臾村，离季氏的费邑较近。冉有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可能是学乖了，不是一个人去，而是与子路两个人一起去，而且他也知道老师喜欢子路。去了也不是上来就进入主题，先讲了许多别的家常，才慢慢导入主题。而且不说进攻、不说侵略，只是说“季氏将有事于颛臾”。但是孔子是谁，他早就知道了季氏将要攻打颛臾的事情，也明白两个弟子所来的目的。孔子对于鲁国国政大事是了如指掌的，如有一次冉有下班回来晚了，孔子问他，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冉有说是政务缠身。这时孔子露点幽默地说他：“别露味了，那只是事务罢了，若有政务，虽然不用我了，我还是会知道的。”
所以，孔子并不绕什么弯子，上来就向冉有表示了不满。孔子直呼着冉有的名字直率地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要知道，这是一种要不得的侵略罪行。颛臾是五百年前周武王分封诸侯时建立的国家，那时在中国东方的边疆，是个还没有开发的民族，由他前去管理，并包括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也是周天子所辖天下的一个组成部分。‘何以伐为?’伐是对方有错才去讨伐，现在他不过是衰落了，怎么可以出兵占领呢?”
冉有来时就胆怯着。听了老师的批评，更有些心里发虚，就解释说：“是季氏要这么干，我和子路本来是不同意的。”这既是实情，也有着某种推卸责任的意思。
这时孔子引用了周朝曾经分管文化的周任的话“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意思是说能够发挥作用就干，否则就辞职好了。还有一种解释为我国古代的战争哲学，亦即当对方失去了抵抗能力是不能再打的，犹如从前习武的人对于老人、妇女、乞丐、出家人、有病或残疾人不能动手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引用完周任的话，孔子还是向着负着更大责任的冉有开火了：“一个当宰相辅助诸侯的人，就是要济困扶危，就像一个东西要倒了你得伸手去扶持一下。现在颛臾这个小国家正是处在这样需要扶持一下的时候。你们倒好，不仅不扶，还不能阻止季氏前去‘讨伐’，你们这不是失职吗?‘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柜中，是谁之过与?’老虎犀牛从栏里跑了出来，龟壳美玉却在匣子里毁掉了，这是谁的责任呢?”其实孔子的意思很明确，他也是在把老虎犀牛比作战争，比如季氏对于颛臾的攻打，这是要吃人的，而龟玉则在古代象征着财富经济，在战争之下，鲁国的经济不是要受到大的影响吗?你们的那个增加农民负担的“田赋”不就是这种恶果之一吗?谁的责任，还不是因为季氏与你们这些人吗?
下面就开始了实质性的也是短兵相接式的政略论辨了。
冉有终于被老师逼出实话：“老师，你不想想，颛臾这个国家紧挨着我们鲁国的边境费城(实际上是紧靠着季氏采邑费)，现在不把它拿过来，将来会成为我们鲁国后世子孙的祸患。”听这口气，冉有应当是参与了季氏这次行动的策划的。听了冉有的自白，孔子当然没有客气：“冉求!我告诉你，一个君子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心里明明想要这个东西，却装模作样地说不要，好象要把这个东西丢开了，然后再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把它拿过来。”不等弟子申辩，孔子又阐述起了自己的观点：“我听说，无论是国还是家庭，‘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人少)而患不安’，若是财富平均，便无所谓贫穷;国内和平团结，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了，政权就不会倾危。做到这样了，如果远方的人还不归服，便再修仁义礼乐来招致他们。如果他们来了，就要让他们安居乐业。如今你们两个辅助季氏，远方的人不来归服，你们又不去做合乎仁义礼乐的事情;鲁国这样‘分崩离析’、不团结不稳定了，你们与季氏又不能保全它、恢复它的团结与安定。不仅如此，却要向颛臾使用兵力，我恐怕季家最大的祸患将不在颛臾这个小国家，而是在于他季家的兄弟之间吧，‘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以上《论语·季氏》)后来的发展，果然证实了孔子的论断。
反对侵略，提倡和平，其中也渗透着“仁”的精神，也是孔子四处碰壁的另一个原因。在这一场论辨中，不仅亮出了孔子的政治观点，也显示出了孔子教育子弟的严肃的态度来。当然也有一种师徒间自由交流的的平等精神。并不是老师教导，弟子喏喏，而是有教导也有交锋，甚至是反复的论辨。有一次子路问怎样才叫“士”，孔子回答说“互相批评又和睦相处，就可以叫做‘士’了”(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论语·子路》)。
批评归批评，当季康子向他打听他的弟子子路、子贡和冉有从政能力的时候，孔子又将他们各自的优点说得准确而有力，包括他曾号召弟子们“鸣鼓而攻之”的冉有，都是言之中肯、爱护有加。他向季康子介绍说，仲由(子路)果敢决断，端木赐(子贡)通情达理，冉求(冉有)多才多艺，从政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季氏的一个叫季子然的子弟，以为他们季家掌着鲁国的大权，而孔子的弟子子路、冉有等又在他们季家做家臣，便自以为了不得，居高临下般地问孔子：“仲由、冉求是当大臣的料吗?”孔子当然不吃他的这一套，回答得硬气而又有趣：“我以为你要问什么特别的问题呢，竟是问他们俩呀。好吧，我告诉你，真正的大臣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他们有理想有主意，假使他们的理想与主意这个君主听不进看不起行不通，那他们宁可不干也不会委曲求全。要知道他们是为‘道’而来，不是为官、为待遇、为功名富贵而来。像由与求这两个人(子路、冉有)，政治、军事、经济，都很能干，又有气节，当然有做大臣的资格了。”季然子还是那副嘴脸，觉得你再有气节，还不是得听主人的，便说：“他们总得绝对服从上级的吧?”孔子更不含糊，一句话就把这个骄傲的季子然噎在那里：“如果这个‘上级’做出了杀父亲杀君主的事，他们绝对不会服从!”
作为“国老”，鲁哀公与实权派季康子，都是免不了要向孔子问政的。对于他们的问政，已是暮年末尾的孔子，仍然在回答里坚持着自己的追求、闪烁着生命的活力。
比如，对于鲁哀公怎样才能使老百姓信服与服从的问题，孔子的回答真可谓千古不朽：“把正直有才能的人提拔上来，放在缺德少才的小人之上，百姓就会信服与服从;若是把缺德少才的小人提拔出来，放在正直而又有才能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信服不服从。”(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我们不妨回望一下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世卿贵族多是世袭而获，可说是尸位素餐，不仅于事无补更多的则是败事有余。而那些有才能有德行的人，则要么如孔子一样四处碰壁、一生潦倒，要么如上面所述的那些隐者，没于草莽之间，人亡政息。果真能如孔子所言，则能乾坤扭转、人存政举。孔子所言，虽然普通，看似简单，实则是整个中国数千年社会为政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是人治社会的最高境界。一提以往，我们就会称之为“黑暗的旧社会”。其黑暗就在于孔子所说的“举枉错诸直”，就是将缺德少才的小人提拔起来放在了正直而又有才的人之上，就是将外行硬加在压在内行之上，瞎指挥、乱指挥。这又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提拔一个小人，这个小人当然要用小人，这样下去，社会也黑暗腐败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了。而这一黑暗状况所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那个没有民主、自由、平等的专制制度。
还有季康子的几次问政，既显示着孔子的风骨，也显示着孔子的诚挚之心与期待之意。孔子对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样的话，孩子都懂，政就是行正道，要端正，你作为领导人行正道、端正了，下面的谁还敢不走正道不端正呢?有一次季康子苦于鲁国盗贼太多，民怨沸腾，又向孔子请教。孔子没有教给他加强治安、实行联防、集中打治等方法，而是点出了问题的根源，说“假如你不欲望太强烈、贪求钱财太多的话，就是奖励偷盗，也没有人会干。”——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孔子回答季康子的另一次问政中，孔子还阐述了同样的道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此处的小人是指百姓而言，意思是领导人的作风好比是风，而百姓的作风好比是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那边倒。
上梁不正下梁歪，孔子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经看到并提出了批判。只是他的论断与批判，至今还显得那样新鲜，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孔子在鲁国最后的表达重大政见，是在他七十一岁的时候。
这一年，齐上卿大夫陈成子(即陈恒、田成子)弑杀齐简公。陈成子的祖先陈完原是陈国贵族，因惧内争之祸逃奔齐桓公，奔齐后曾改姓田，到陈成子已经是第八代了。陈成子在齐国的位置相当于季康子在鲁国，只是陈成子比季康子更会治理国家。《史记·田完世家》曾引用民歌说“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意即连采芑菜的老婆子都心向着田成子(亦即陈成子)。看来陈成子还是很得齐国人心的，他的后人后来成为齐国国王，并让齐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是对于“忠君尊王”的孔子来说，下弑上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必须主持正义，进行讨伐。于是他郑重地沐浴一番之后，才去见鲁哀公，并请求出兵讨伐陈成子。无权的鲁哀公无能为力，只好让孔子去问三桓——季孙、孟孙、叔孙。七十一岁的孔子又去挨门分别报告“三桓”，边走还边自言自语着：“因为我忝居大夫之位，遇到这样的大事，敢不来报告吗?可是国君却说你去告诉三桓……”三桓尤其是季孙氏，与齐国的陈成子属于一样的利益集团，他们怎么会同意孔子的讨伐主张呢。
遭到拒绝这是肯定的。
这种拒绝不仅是孔子在鲁国政治生命的完结，也预示着一个更加纷争的战国时代的到来。
作者简介：
李木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讲师团成员。写过300万字的散文与300多首诗，所写散文百余篇次入选各种选本，曾获冰心散文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首届泰山文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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