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共有 6502 个字，阅读大概需要 14 分钟。
科技的发展无时无刻不在改变人类生活，几年前我们还难以想象，拍短视频、做直播也能成为一类成熟的职业。
你可以将这类职业称为“灵工”，即强调即兴发挥、创造力和灵捷响应的灵活就业，它明显区别于传统的“零工”，同时也更加看重智力劳动，包括知识储备、才艺才能、创造创新等等——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最近提出的新概念。
这也是36170000个就业机会背后的故事。
文 |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安彤 实习生 段玉
图/图虫创意
郝春雨的家乡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苏布日嘎嘎查村，每到秋天，吸收了一个季度阳光的向日葵，就成为草原和蓝天间最温暖的一抹色彩。
郝春雨所在的专业合作社种植有两万多亩的葵花田，2018年，他开始用视频记录向日葵的生长、草原上的生活以及家乡的美景，分享到抖音上。从开始的“小打小闹”，到后来一条条百万级、千万级播放量的视频，不仅久居城市的网友们喜欢看他拍的农村风景和生活，全国各地的炒货厂也发现了拥有地理标志的赤峰葵花，与其建立起长期的供销合作关系。
今年3月，翁牛特旗退出了国家级贫困旗县序列，正式脱贫摘帽。闲不住的郝春雨又计划着带领村民开启深加工流水线，直接让网友们可以在线上买到货真价实的优质葵花籽……
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受到疫情重创，线下销售渠道被冲击，零售业陷入困境，直播带货热度因此骤然提升。在郑州和湖南拥有40多家鞋店的老板崔峻，赶上了这波销售模式转型。
疫情暴发后，崔峻没法开门做生意，积压的春季货品卖不出去，但员工工资和大部分门店的租金必须照常支付，一笔笔账算下来，他一个月要纯亏70多万。
危机之下，他开了直播，开始在抖音上卖鞋子。
之后便是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里，崔峻的嗓子经常是哑的，醒来就是想怎么做直播。好在成果也很显著：他的直播间里高峰时期有15000多人，一个月带货的销量在1000万左右。
像郝春雨、崔峻这样，以拍短视频、做直播为职业，实现脱贫致富、自救转型的例子还有很多，人们逐渐意识到，短视频、直播等新兴业态可以为更多的个人和企业提供创业、就业、增收甚至逐梦的机会。
这是一个庞大、稳定、有序而复杂的就业体系。我国最大的短视频和直播平台抖音，日活用户已超过4亿人，以一技之长、创意内容、专业运营等走红的创作者在平台上大量崛起，数以千万计的人被带动就业，大量多元和高价值的工作机会被催生创造。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位于“六稳”“六保”之首。这些创作者、参与者们，正是新业态助力就业最生动的注脚。
回乡后的“葵花哥哥”
父母从没想过，当年债台高筑送郝春雨出去读大学，他还会再回来。
郝春雨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一个国家级贫困旗县。他的父亲是常年和葵花打交道的小贩。从乡亲们手里收来葵花籽，再转手卖给镇上或县里的商户，赚取差价，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当年郝春雨考上大学，虽然家里条件不好，但父母说什么也要把他送出去。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县的农村，大家都有共识：在外打工的收入要比在家务农好得多。
靠着父母举债、每年6000元的国家助学贷款，郝春雨读完了大学。2012年，他决定回乡种葵花，加入父亲联合一些农户成立的葵花种植专业合作社。“做点和葵花相关的事业。”郝春雨说。
然而周围几乎全都是质疑的声音。父母天天在耳边念叨，“没啥出息，大学白念了”“在外面干啥不比在家强？”小时候一起放牛的小伙伴基本也没一个留在村子里，他们小心翼翼地问他：“是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才回来种地的？”
一开始，郝春雨自己种的向日葵收成也很惨淡。由于是第一次种植，缺乏经验和技术，“别人一亩地能打500斤葵花籽，我的只能打出200斤。”
现实和精神双重压力之下，郝春雨被迫外出打工。但他依旧想念家乡的向日葵，想念那片花海和流在血液里的、熟悉的农民角色。两年后，他又回村了。
“路是自己的，没有必要用别人的标准来框定自己的人生。”郝春雨在朋友圈写下了这句话。
第二次返乡后，郝春雨发现，家人的态度不那么强硬了，甚至开始教他葵花种植的过程和诀窍。“家里人可能知道，我是认真的。”郝春雨推测家人态度转变的原因。
认真的他直接找到炒货厂推销合作社的葵花籽，由于减少了中间商，葵花籽的收购价获得提升，最早参加合作社的五六户乡亲，种植葵花的亩均收益增加了约500元。更多的村民尤其是贫困户接连加入，郝春雨的葵花事业开始走上正轨。
在当地，没有劳动力的贫困户，主要依靠土地流转增收，每亩地每年300多元，而加入合作社后，收益会进行分红，每斤葵花籽的售价比自己种植要多上5毛钱。
2016年，郝春雨所在的合作社被评为了“旗级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从最初五六户的两三百亩地，到5000多亩，合作社的社员们在翁牛特旗种下了一片花海。
“开花的时候，老壮观了。”郝春雨朴实的言辞不太能细致形容出家乡的魅力，一颗更大种子也在这时开始孕育。
2018年6月，苏布日嘎嘎查村迎来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乡亲们想让郝春雨当村主任试试。那时才30岁的郝春雨，本来很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但在乡亲们看来，“年轻”就是他最大的优势——在整个翁牛特旗，像他这么年轻的村干部非常少见。
事实证明了乡亲们的选择，郝春雨开始结合村务工作开拓一些新想法，比如，摸索短视频传播。2018年12月，他注册了抖音账号，自己开始发一些村里的日出日落、向日葵的生长状态；2019年9月，在字节跳动旗下新媒体运营培训平台头条学院举办的扶贫达人培训上，郝春雨学习了很多视频创作技巧。
一个月后，这些技能就派上了用场。塞北的早雪突袭赤峰，刚刚收获的葵花花盘覆盖了厚厚一层积雪，几乎全部要废掉了。他把葵花受冻的情况拍成短视频发了出来，没想到小小地火了一把，不少炒货厂联系了郝春雨，要帮助他和乡亲们尽早卖掉库存。
“那次卖了有好几车，总共卖出去了二三百吨。”郝春雨说。
他也渐渐发现，网友们最喜欢看他拍的农村风景和生活，一部分网友会想起自己的家乡，另一部分网友则觉得有些稀奇。郝春雨也觉得稀奇，“怎么会有人不知道瓜子是从向日葵里剥出来的呢？”
在一条视频中，郝春雨一手拿着木棒，一手拉过一盘葵花，手起棒落，三四秒时间快速击打，花盘上紧密挤在一起的葵花籽四散爆开。在他身下，剥落的葵花籽已经快积到他的腰部，背后光秃秃的花盘也溢出了半个屏幕。
很多网友这才知道平时吃的瓜子是这么来的，纷纷亲切称呼郝春雨为“葵花哥哥”。
这条视频的播放量最后超过了2000万，联系郝春雨的厂商突然暴增，“一个电话还没接完，下一个电话又打进来了。”
辽宁、贵州、湖北……天南海北的厂商都找上门来，郝春雨带着他们考察合作社的库存，尤其会优先带去考察前两年刚脱贫的贫困户种植的品种。
50多岁的张桂花（化名）丈夫去世得早，儿子因为小脑疾病行动不便，只能靠着她一人种地持家，照顾儿子。之前她种了20多亩玉米，每亩能赚500元左右，加入合作社改种葵花之后，每亩的收益提升到了1300元到1400元。
有厂商看中了张桂花收割的葵花籽的品相，一次性订购了10吨多，一下就给她家带来了超过1万元收入。
滚动效应越来越强，今年3月，翁牛特旗彻底退出了国家级贫困旗县序列。
脱贫之外，郝春雨的职业属性也正式被“正名”。今年7月，人社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第三批新职业，像郝春雨一样依靠短视频、直播带货的创业者们有了“互联网营销师”的新称谓。
“贫穷只是暂时的，记得按时吃饭”
数据显示，相比85后的郝春雨，95后是抖音就业生态中更主要的群体。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近日发布的《灵工时代：抖音平台促进就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019年8月-2020年8月，抖音带动就业机会3617万个。中青年是直接就业的主力军，其中24-30岁的占比35%，31-40岁的占比32%，二者合计67%。
出生于1996年的安秋金是主力军中的主力队员。
常有人称95后是“被外卖毁掉的一代”，这可能是种偏见，却也不无依据——因为生长在“外卖时代”，95后很少有人真正愿意用日复一日的“逛菜市场”“亲自下厨”代替随意点几下手机的快感。
安秋金可能是个“异类”。他不仅热爱下厨做饭，还把做饭这件事情做成了一份事业，以独特的新潮方式，在网上教人做饭。
23岁的安秋金外表与灵魂天然“反差萌”。同事评价他“俏皮”“嘻哈”，但他却说，自己喜欢人间烟火。
小时候，由于父母忙于工作，安秋金在别的孩子还在因为挑食而跟父母闹脾气的年龄，就学会了给自己做饭。网上的《天天饮食》是他常看的节目，为了吃饱饭，必须自己逼自己学习。
长大后，父母的工作依旧忙碌，他总会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能和一大家子亲戚聚在一起吃年夜饭。他向往热闹，却又被迫孤独，也许这正是他喜欢烟火气、乐于和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原因。
生活中的安秋金
大学临近毕业之际，安秋金陷入了迷茫，不知道毕业后要去做什么工作的他，偶然收到一条来自学长的微信，邀请他一起创业拍视频。这个学长，也就是现在奇迹山MCN的CEO杨易燊。
“你想拍哪种类型的视频？”
“我想拍美食。”
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了他们的短视频创业之旅。
古龙曾说：“当一个人对生活失去希望，就放他去菜市场。因为不论怎么心如死灰的人，一进菜市场，再次真实地嗅到人间烟火的气息，也必定会重新萌发出对生活的一丝眷念。”
在“丧”文化蔓延年轻圈层的今天，安秋金首先用“好好逛菜市场”这一举动给看他视频的观众传递能量。尤其是，在近年城市规划的过程中，不少被认为“脏乱差”的菜市场被拆除或迁移，这使得每天有时间逛菜市场变得颇为奢侈。
但菜市场向来是聚集一座城市人生百态的场所，在最贫穷的那个阶段，菜市场带给安秋金很多真实的获得感。
“在南京，我和菜市场的人关系很好。我骨子里很喜欢这种感觉，也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些平时感觉不到的东西。”生活中的大多数时候，安秋金和年轻人待在一起，很少有机会感受到来自父辈的关爱。“偶尔在他们身上看到长辈看小辈的感觉，这很治愈我。”
父母常年不在身边，这种长辈的关爱是安秋金成长中的缺失。因此当菜市场的长辈们好奇他在做什么时，他总会耐心告诉对方“我在拍短视频”，并教他们哪里可以下载、怎样观看。
现在菜场里熟悉安秋金的大爷大妈们，几乎都下载了抖音，时不时看看这个孩子又发了什么新视频。
有一段时间，安秋金的视频遇到了瓶颈，那时他的视频风格以在说唱中做菜为主，固定的形式很难再吸引新的粉丝关注。
思考许久后，他忍痛放弃了rap元素，“说唱不行我就说”，一咬牙一跺脚，他开始在镜头前进行黑幕解说，拍摄了第一支转型视频。
“我觉得用中国的江湖气描述中国的美食，应该行得通。于是我找来了黑布、黑袍子，穿上中国风的衣服，拿了把中国风的扇子，一个人站在镜头前开始说。”
那是第一期黑幕视频，反响超乎安秋金想象，那以后，和所有的创业一样，“贫穷料理”每一次的创作突破期，都和瓶颈期重叠在一起。瓶颈最长的一次，安秋金整整2个月都写不出自己满意的脚本，随后，灵感降临，新的突破又在前方等待着他。
如今，“贫穷料理”这个账号已经有近2000万的粉丝，安秋金学长的创业公司奇迹山也成功赶上短视频风口，孵化出了不少抖音大号，公司开始步入正轨。现在安秋金的每支视频，有专业的摄影师和剪辑师进行拍摄，但最关键的脚本和创意以及做饭部分，一直由安秋金亲力亲为。
“做内容的核心是做得像自己。现在买菜、拍摄、洗碗都是我自己在做，这个更有烟火气一点，自己的内容亲自操刀才有灵魂在。”
黑幕视频拍摄地
这名创业青年的一天通常这样度过：早上去公司拍片头，下午拍做菜部分，下午六七点别人下班的时间，他开始写视频脚本，顺利的话晚上11点半就可以下班，否则写到凌晨一两点也是常有的事。
几乎是，放弃了所有爱好，生活即是工作。
虽说“贫穷料理”是一个教人做饭的账号，但工作忙碌的安秋金除了下午拍视频是自己做饭外，午餐也经常在办公室叫外卖或下馆子。
“我很理解现在的年轻人还没成家，又因为工作原因没时间自己买菜做饭，因为我也是这样的人。‘贫穷料理’的初衷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那么一刻，也能想起来自己去做一顿饭，找到亲自做一顿饭的满足感。”
就像“贫穷料理”最开始在每支视频结尾放的slogan一样：贫穷只是暂时的，记得按时吃饭。
看不见的“冰山”
从电视台辞职的第八个年头，崔峻又回到了镜头前。
八年前，刚大学毕业的他在电视台做了一年的主持人和记者，就辞职创业做起了零售生意。经过数年积累，他已经拥有了自己成熟的鞋类品牌，商场门店和专卖店加起来有40多家，员工近200人。
在今年的疫情冲击下，快要发不出工资的崔峻不得不改变思路，做起直播带货。
刚开始，他让公司的员工播，效果不好，他决定“亲自上”。每天至少直播10小时，从下午1点半播到半夜12点，连续播了10天，每天直播间里只有二三十人，崔峻回忆，有时10小时播下来，只卖了一两千元。
“对于员工来说这可能只是一份工作，但我是带着‘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心态去做的。”崔峻坚持了下来。
从第11天开始，直播间里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从几十人到五六百、七八百、上千人，一个月的时间，他的直播间最高峰时期有了15000多人。
崔峻做过主持人，有足够的主持功底和表现力，拿到一款产品，他几句话就能把产品的优势讲清楚。他也做过零售和电商，在线下店里卖过鞋，和顾客有过很多接触。在直播镜头面前，他把此前十年中积累的经验充分发挥，吸引了很多粉丝。
如今，崔峻一个月线上带货销售额已经在1000万左右，单场直播中的销售额达到过143万。他说，“疫情期间我们有几百万的损失，直播相对而言帮我们把这段时间的损失弥补了。”
更关键的一点是，崔峻的直播带货成功背后，是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
“我现在直播团队大概有13个人，一场直播到场的有七八个人，有场控，有后台，有客服，有助理，有商品负责人，有现场服务人员，再加上后台的工作人员。”崔峻说，“直播带货其实门槛很低，最开始我也没有规划，就是傻傻坚持。后来边做边学习，一点点去规划、去增加，组建了这个团队。”
在他的团队中，负责货品的产品经理，需提前规划好要播哪些商品，以什么价位播，然后去和主播碰；主播要提前熟悉商品的特点、材质、用途、功效等等；场控要根据粉丝的反应来调整直播的节奏、进度、产品；客服要处理好货物的发货、问题的解答。
在短视频和直播带货行业，人们往往只看到台前的主播，然而主播背后的幕后就业是更加值得关注的庞大就业体系。
《报告》也提出，对于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就业而言，看得见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从业者，主播背后有庞大的就业群体和较长的就业链条。直播行业可以带动海量的就业岗位，既包括交易型就业机会（MCN机构、主播、助播、选品、脚本策划、运营、场控等），也包括行业上下游、生产、物流、交易、相关职业等多种新型就业形态。
▲短视频和直播平台的就业体系就像“冰山”一样，冰山更大比例的体量在海面以下，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恰恰是冰山体积和重量最大的部位，通常可能高达90%。来源/《灵工时代：抖音平台促进就业研究报告》
在崔峻看来，直播工作中最难的部分是根据粉丝的特点和需求来推荐产品。“我觉得抖音平台整体用户比较年轻，用户群体层次比较高，消费者挺有消费能力的，还很潮。根据他们的特点，把平台粉丝的需求整理清楚，然后再去组织产品，一定要对路，这是一个很难的点。”
今年3月末，他有四天时间没有进行直播。“四天时间跑了五个城市，去重新规划我们的产品。找到相应的供应链，找到适合粉丝定位风格的产品，把产品规划好，再来卖货。”
拥有这样的认知，崔峻直播的产品已经从自己品牌的鞋子，扩展到全品类。他与岳阳百盛商场合作，为疫情期间遭受了损失的商户们直播，一个晚上销量就达到了100多万元。
崔峻认为，直播比线下生意和传统电商的爆发力都要强。和线下相比，直播成本较低，价格会更加优惠；和传统的电商平台相比，直播的展现能力更强，更直观，粉丝也更有参与感。
从“被迫”成为一个小网红，到目标成为抖音的头部主播，崔峻规划，“至少未来几年，我必须适应并依赖这种新的销售体系，并重点发力。”
对他来说，特别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直播以及短视频带来的就业机会，让他和身边团队看见了更大的目标。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36170000位“灵工”和他们的就业故事”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