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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真正的职业运动员明白了我的心思。我们开始竭力拦截和进攻。我踢进一个球，将比分扳成了３比２。现在我们要看看这些人到底是真皇家马德里队呢还是他妈的阿诺德镇队。我又进了一球，顿时令观众闭了嘴。比赛结束时，我们算是赢得了一点自尊。
在森林队当职业球员的头几个星期证实了我早已明白的事理：这个世界里充满了虚张声势、欺诈和诡计；而在这里，那些只满足于带上职业球员臂章而技术不怎么样的人比比皆是。我需要证明自己是否名副其实。他们想跟随阿奇·戈米尔一比高低，而阿奇·戈米尔曾为苏格兰效力并获得过锦标赛奖牌和欧洲冠军杯；他们也想和俱乐部经理叫劲儿，可经理也不是好惹的，他曾为两个小俱乐部——森林和德比——赢得过两次冠军和两次欧洲杯。这难道是个笑话或是什么？
时间会证实我不是卫道士，但是早在足球生涯初期我就明白了：称自己为职业球员和像戈米尔、克劳夫和斯图亚特·皮尔斯那样通过努力赢得人们尊重的球员之间的差别。他们的标准是我努力的方向，而且我清楚自己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然而这条路并不像我所想的那样遥远。没有几天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周六，甲级赛季的第一场，森林队对ＱＰＲ队，１比１主场打平。奈杰尔·詹姆森罚点球进了一个球。我是一个满腹计谋的看客。场上气氛很好，球场保养得有如地毯。这才是我经常想像的甲级足球。森林队对赛后结果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是当时的强队之一。
比赛结束后，我得知自己在与阿诺德镇比赛中的表现并没能让我在下周一晚上与罗特汉姆比赛中成为预备队员。我依然还是替补队员，因而十分沮丧。在比赛只剩下１０分钟时我被派上场，没有任何时间组织一次进攻。赛后的晚上，我和其他预备队队员们一起到镇里喝酒，而且醉得不省人事。那时已是凌晨２点。
第二天一早，我在训练中露面。那天晚上主力队要和安菲尔德比赛。我一到市球场，还没有完全从昨天晚上的醉酒中清醒过来，罗尼·芬顿在更衣室里就找到我和菲利普·斯塔巴克：“你们两个去安菲尔德。”他说。“哦，带上鞋。”他添了一句。
好呀!
我暗想，费尔菲利普的简称 好歹在主力队踢过几场球，是个有天分的小伙子，所以他去是有意义的。至于我，显然只是让我去体验一下，提提包和给管理员当下手什么的。后来证明我错了，事实是斯图亚特·皮尔斯、斯蒂夫·霍奇和特里·威尔森受伤了。
主力队是头一天晚上走的，所以我和费尔只能搭罗尼·芬顿的便车去。在去利物浦的路上，我们拐去德比接经理。布莱恩·克劳夫的房子很大。我上前按门铃。
“爱尔兰人，你好呀？”
“很好，老板。”
他当时正在往外放空牛奶瓶，他夫人站在楼上。他从门里拿出一瓶差不多满的奶瓶子。
“来，爱尔兰人，喝了它。”
天哪，我可是很讨厌牛奶的!
“我不爱喝牛奶，老板。”
“喝了它”
别多嘴，罗伊，喝下去!
“谢谢，老板。”
与此同时，克劳夫夫妇开始兴奋地交谈起来。她肯定喝得比我多。
“走吧，爱尔兰人。”
“再见，克劳夫夫人，很高兴认识您。”
我们抵达主力队所住的旅馆，吃了赛前餐。我一直紧挨着费尔，因为这屋里我就只认识他。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多余的。
安菲尔德看起来很大。开球前一个小时，场上已经充满了跃跃欲试的气氛。利物浦队是英国足球的贵族，有伊安·拉什、彼德·比尔兹利、约翰·巴恩斯、雷·休顿和罗尼·威兰。他们都是国家队队员，加在一起更是无比强大。布莱恩·克劳夫喜欢的就是这种气势——其它球队早在看见通向球场的过道里的“这是安菲尔德队”标志时就已经被打败了。克劳夫在这里向安菲尔德的传奇发起了挑战，并将这个信息传达给他的球员。
为了让自己有点用，我主动帮管理员打开装备。
“爱尔兰人，你干吗？”
“帮忙呀。”我回答。
“穿上７号球衣你要上场了。”
“你说什么？”
“你是来踢球的”
我惊呆了。
幸亏我没工夫过多考虑我的首次甲级赛。在安菲尔德与英国最好的球队对抗在４５分钟的空间里，可以大做文章，比如向森林队久负盛名的主力队队员们做自我介绍，因为那时还没有谁知道“那个爱尔兰人”到底是谁!
在球场上热身时，我还在不停地回答着“小子，你叫什么来着”这个问题。
“罗伊。”我告诉他们。
他们真棒。传达给我的整体信息是：“祝你好运，孩子。”
奇怪的是我走出更衣室时很镇定。克劳夫很有胆识且聪明：他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判断，对已发生的事情也不退缩，没有给我任何压力。
虽然在那天晚上拉什和比尔兹利各进一球，利物浦以２比０轻松取胜，但我觉得自己表现不错。我记得自己在边线将球回传给斯蒂夫·迈克尔马洪，然后做了一个双过。确有其事吗？我问自己。回答是确有其事，干得不错。这么一来就觉得很舒服了。
安菲尔德所有观众都是很睿智的球迷，在他们面前比赛是一种享受。观众看比赛不带偏见，无论谁踢，只要踢出好球，同样得到喝彩，就连我表现出众时也得到了观众的欣赏。那天晚上在安菲尔德，我也体会到了爱国主义的局限。都柏林人罗尼·威兰用一次在高空争抢中的受伤欢迎他年轻的同胞——来自梅费尔德的罗伊ｘｘｘ（他连我的名字都没记住）加入这次聚会；我还和雷·休顿来了一次毫不留情爱尔兰式的骨头相撞。
这是我运动生涯中仅有的几次输球后仍感到愉快的退场。我们竭尽全力了。如果在比赛开始时大家不知道我的名字，现在他们应该知道了。
赛后，我给爸爸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参加了与利物浦的比赛。就像我在几个小时前一样，他也非常吃惊。
“怎么样，儿子？”他问。
我答：“挺好啊。”
那确实是我当时的感觉。这次比赛除了证明我能够在最高水平比赛中有所表现外没有别的。没有人对我有太高的期望值，而下次我就得维护自己的声誉，同时也将承受人们更高期望值带来的压力了。这下我已有了第一次尝试，所以我的目标是要在主力队中争得长期的席位。
第二天上午，我在城市体育场的更衣室里见到布莱恩·克劳夫，他问我叫什么。“罗伊。”我回答。然后他脱了沾着泥土的鞋，因为他刚在球场上遛完他的狗戴尔。“罗伊，能把这个给我弄干净吗？”我愉快地从命。我明白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但我绝对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危险。
接下来的那个周六，在考文垂客场的比赛中，我保住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和对手打了个平局，但如果我在下半场能抓住机会传个好球什么的，我们是可以赢得比赛的。再下一周是我在主场第一场对南安普顿，我父母和几个舅舅赶来看比赛。我的一个朋友到东米德兰斯飞机场接他们，而我则去看少年队上午的比赛。阿奇·戈米尔看见我站在球场边上，非常生气。
“你在这里干吗？”他问。“今天下午你有一场重要的比赛。回家休息去。”
在１９岁时，想要在第一次主场比赛的上午安静地休息可不容易，特别是当家人为了这个时刻大老远地从科克赶来助威，、想平静都不可能的时候。
在我心中，城市球场和森林球迷们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球员们经常说他们不在乎观众，这是事实：越成熟，越不为观众所动，无论他们站在哪一边。可是不管是让主场观众缄口，还是对支持者们——特别是球迷们的热情予以回应，理智而忠诚的球迷都是这出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在城市球场的第一次比赛在比赛结束前１０分钟就结束了，因为布莱恩·克劳夫将我换下了场。当时我们以３比１领先，我踢进了第一个球，表现很好。在这种气氛中，尤其是我的家人在场，那真是一个梦幻般的开门红。我下场时，全场起立，热烈欢呼。我高兴，如释重负，同时也局促不安。我在更衣室里准备洗澡，阿奇·戈米尔进来说老板要我回去谢场。我受宠若惊，跟着阿奇出去。接下来的事情更加让我吃惊，在惊喜若狂的观众面前，布莱恩·克劳夫拥抱了我并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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