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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年至537年的小关之战，宇文泰审时度势，利用东魏军的弱点，集中兵力，出其不意攻其一路，一举获胜。
小关之战的胜利，解决了西魏立国以来的第一个大危机，使得宇文泰有工夫坐下来思考另外一个严重的危机：饥荒。大统二年，即小关之战胜利的当年，关中爆发了严重的旱灾，粮食大规模歉收，百姓无粮，已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以沃野著称的关中平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首先是气象方面
南北朝时期的平均气温较低，前文所述《齐民要术》所反映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冬季气温比现代要低3~4 摄氏度。低温对农业有弊有利， 但如春夏季节持续低温易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再加上旱灾或其他自然灾害， 所造成的破坏是相当剧烈的。
《中国救荒史》总结说，南北朝“所见之灾害更多。计水、旱、蝗螟、地震、霜雹、疫疬诸灾，总共达三百一十五次。以与一百六十九年之数目（自宋魏对峙至隋灭陈）相较，所超者及一倍以上。如再加以详细分析，则此一百六十九中，频数最高者为水旱之灾，计各七十七次；其次为地震，凡四十次；再次为风灾，共三十三次。此外霜雪为灾二十次；雨雹为灾十八次；蝗灾十七次；疫灾亦如之， 歉饥十六次”。
这个统计数字针对的是全国，但以经验而论旱灾自来北方多于南方，特别是在极寒之年，关中所受的灾必然不少。古时农作物亩产量大约都在200 斤左右， 口粮之外所剩不多，一旦旱灾造成歉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前年粮食接济不上，后年如再发生干旱，粮荒不可避免，如果这种情况在几年之内反复出现，普遍性的余粮耗尽，那么大规模的饥荒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是人祸
相对于自然灾害，人祸的分量更重而且难以消解。综合来看西魏时对社会经济影响，也即对农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有：
一是人口的流失。农业时代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数量。关中人口自东汉初就已不复西汉时的盛况。
关中三郡西汉至隋的人口数据表
从西汉到东汉经历可怕的赤眉之乱，关中三大郡的户口数锐减，扶风郡甚至减少88.9% 以上。东汉末及三国关中人口数字不可考，但以三国著籍户700 多万的总量来看，西晋时数量比东汉初也好不到哪去。五胡乱华时，汉、苻秦、后秦、大夏先后以长安为中心经营，但随即被战乱毁灭一切努力。北魏南迁洛阳后，经济政治中心定在河洛地区，关中人口也迄未恢复（魏书缺关中的人口数字）。西魏北周在关中经营50 多年，人口才算勉强恢复，达到北朝时极盛的49 万余户，但仍不如西汉时的64 万余户。
人口数字的变化无疑标志着生产总量的变化，稀少的人口创造的农业产品根本不足以支撑政治军事需求。国力稳定时，关中可以依靠调发河南、河东、河北等地的财富以支撑关中的需求，如《隋书·食货志》云：“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但从函谷向潼关运输的道路实在很难走， 西晋武帝时曾企图开凿陕州以南的大山，在黄河与洛水之间开渠，以提高河南、关中之间运输的效率，但因作业难度太大而作罢。直到隋开皇四年，才在充足国力的支撑下，由宇文恺主持，从潼关开凿了接到渭水的广通渠，一定程度提高了关中内部的交通效率。
从这点也可以看到关中相对于关东的劣势。河洛地区在晋末、北魏末的丧乱后人口大量流失，但由于漕运河运的便利，各个区域之间能够利用丰年积蓄下来的粮食渡过难关，因而人口流失可以迅速恢复，生产也能得以维系。孝武西迁后，高欢把洛阳百姓和六坊之众（南来的北镇流民，大部分是世兵军户）悉数迁到邺城，大部分平民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高欢便调发河北的仓储130 万石赈济之，春秋两季还对六坊军户赐以帛，保障穿衣所需，因而得以迅速消解迁都带来的社会震荡。
同时，由于北朝黄河中上游人口大量减少，中游植被恢复减少黄土冲入河中，黄河泥水沉积减少，洪灾数量大大少于其他朝代。黄河干流既深且急，利于大船航运，水运交通非常便利，以至于刘裕伐秦时水师居然能在黄河中交通。东魏北齐在沿河要津设置了许多粮仓，既可用于大军出征的后勤保障，荒年也可以及时赈济灾民。东魏北齐国力能够在六镇大乱之后十来年内便迅速恢复，与这些因素是分不开的。
在人口绝对留失的同时，还有相对流失，即户口隐附。这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社会通病。县以下的社会，基本上是宗族的天下，和平时期宗族负责宗法管理、组织生产、庶务管理，战时负责征集兵员、提供粮秣等。在南北朝以前，国家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基本以户口为依凭，农民遇到荒年交不起税，或者国家征发赋役严重无力承担时，便逃离户籍所在地以逃避税役。但逃离的农民还要生活，单靠无目的的垦荒无法解决，何况豪强还强占了不少山泽园林，没有耕牛农具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想要自力更生解决生存问题几乎不可能，因此大量流亡农民便投入豪强大族的门户之下。豪强门下荫附人口不登记到国家户口之内，因此不需要向国家缴纳赋税和承担力役、兵役。当然豪强并不会仁慈地取消荫附人口的税，应向国家交纳的钱粮，都转入豪强门下，甚至豪强征收的比例比国家的税率还要高，因此各地的豪强大族都不遗余力地招纳破产或逃亡农民。
北方豪强遍地都是，以关中陇右而论，京兆杜陵韦孝宽、京兆山北韦祐、上洛邑阳阳雄、原州李贤兄弟、高凉杨标、上洛洛州泉企，这些人都有强大的宗族力量，在关中大乱时，李贤兄弟、韦孝宽等人都能组织起来数千人的部队，这些部队与西魏北周的府兵相别，称之为乡兵，其兵源都来自于豪强控制的人口。国家与这些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豪强有根本利益冲突，但在西魏立国之初， 中央还要仰赖他们的武力和社会影响力以巩固统治，对他们私有的人口只好暂时容忍。所有这些情况，都导致了中央赋税收入的下降，这就意味着中央应对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
“帝国之锁”， 潼关！
二是均田制的暂时破坏。北魏孝文帝时始行均田令。均田令的本质是向绝大部分人授予田地，以提高编户民的农业收入。孝文帝太和九年（485 年）下的诏令中，规定男夫15 岁以上开始授予田地，包括20 亩正田（用于种植麦粟等粮食作物）和20 亩麻田（用于种植桑麻等经济作物）。到70 岁免除赋税， 20 亩正田需要还给国家，麻田则归民户终身所有，不需缴还国家。女人、老弱及寡妇分别减少相当数量授田。太和诏还规定，地广人稀的地方允许百姓根据自己的力量开垦荒田，官府还借给种子。
北魏能够实行均田制的基础是北方经过数百年的战乱，人口大量损失，人均土地数目大大增加，土地兼并与人均有田的矛盾还不是很明显。当然在一些通都大邑还有人多地少、地主兼并的情况发生，但都不甚明显。国家编户人口大规模得到土地，当然有利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到魏末时，关中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乱，人口死亡、流亡，一方面是大量土地抛荒，一方面是豪强地主不断兼并乡里土地，国家控制的田亩数下降，涣散的中央也无法保证均田制的实施。
小关之战结束前后，宇文泰下令重新规范均田制：凡人口十以上宅五亩，口七以上宅四亩，口五以上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但这种补救措施哪里能够立马起到作用，一有灾荒，仍是无法应对。
三是佛教对社会经济的损害。北魏崇佛，虽初年有太武帝灭佛之事，但到了中后期，随着对外征战减少，政局稳定，文化昌明，北魏上层对佛教的推崇又兴盛起来。北魏灵太后时所建洛阳永宁寺，据《洛阳伽蓝记》所载：“中有九级浮屠一所，架木为之，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余尺， 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西域来的胡僧赞叹说， 他遍历诸国，从未见过如此精丽的寺院。其他一般规模的寺庙也逐渐多起来，到北魏灭亡前，“寺夺民居，三分且一”，寺庙的扩张令人吃惊。
魏孝文帝经常到永宁寺听讲经，并亲自为官方指派出家的良家男女百余人剃法、授僧衣。不仅皇帝本人重视，政府官员还经常受命到寺庙中与僧徒讨论佛义，施僧衣和宝器。在这种鲜明的导向下，僧尼口数大大增长，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魏太和年间，洛阳城内僧尼达2000 余人，僧尼77258 人。人多之后， 便生是非。六镇起义爆发后，战乱频繁，赋税加重，很多农民为躲避战乱和经济压迫，纷纷出家为僧，到北魏灭亡前，全国僧尼竟多达200 万人。以北周北齐境内极盛时期而论，总人口在2400 万左右，那么北魏末年僧尼已占总人口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可怕的比例。
僧尼不需承担政府赋税和力役、兵役，从政府掌握的力量中夺去了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在全国各地，寺庙隐然成为类似于豪强的势力，有些大寺庙的僧人还产生了非分之想，公然蛊惑民众对抗政府，企图发动武装叛乱。所以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均有灭佛的举动，目的不外乎削减僧尼人口，剥夺寺庙对土地的控制力，以强化提高国家的实力。
天灾人祸交织，只有交给西魏政府独自面对了。
本文摘自《国史004：后三国战史：从北魏分裂至隋灭南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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