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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诞生在与地中海文明有巨大差异的地区。它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为中心，面积广大、腹地纵深，拥有辽阔的生存空间和回旋余地。东南部濒临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海岸线达1.8万公里。西部、北部被高原、大山、沙漠、沼泽阻隔，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原生型文明区域。
这个地域比任何古老文明（包括印度）都辽阔得多，气候又属温带和亚热带（秦岭、淮河以南），为人民提供了良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为华夏民族创造了一个发展潜力极大的生存环境。因而中国文明具有大陆河川文明的特征。 从远古起华夏人民就开始涉足海洋。从徐福东渡日本、经海上丝绸之路、到郑和七下西洋，这些都说明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还是比较着力和频繁的。但是华夏民族对海洋的认识和重视，比起西方人来说相对逊色。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大海不甚重要。如在祭祀活动中，表现的是“三五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
在古代地理著作中，也主要论及地理现象、风土人情，物产和历史，对海洋的记载则比较粗略。即便在诸子百家、经史子集、释道儒、三教九流的著作中对海洋偶有所论，也局限于把它视作吐星出日、神隐怪匿的神秘世界，总有一种“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以”的无形压力。唐宋以来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对外关系的日益密切，航海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不仅造船技术有了长足进步，航海能力日臻强大，中国水手还以擅长驾船，善于利用信风而遐迩闻名。
元代有两次大军跨海远征日本的大战，至元十八年（1281年）那次舰队兵员竟达10万，船只多达千艘，堪称空前。特别是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更是中国有史以来对海洋认识的集大成和航海事业的总检阅。尽管如此，中国人仍未走出重陆地轻海洋的老框框，即使利用大海，也仅着眼于渔盐和舟楫之利，而缺乏向海外拓展的雄心。
明末士人便说：“与蛮夷交，如抚蜗牛之角，不足惧也。难在乘风破浪，险在谋利贪婪。” 中国人的海洋观没有突破性的发展。 中国人的海洋观与华夏文明所处的生存环境不无密切的关系。中国东南面的太平洋一望无际，航行的危险大、收获小。而长江、黄河流域的广阔沃土又为祖辈们提供了可以充分活动的舞台、足够的生存场所，无需冒险去开拓海疆。
此外，华夏文明是一种以牛耕为特色的水利农业文明。中国人堪称驭牛民族，与游牧的骑马民族，驾船的海上民族（如古代的希腊、腓尼基、罗马、中世纪的意大利、西、葡，近代的荷、英等）迥然不同。这种文明在历史发展中有极顽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它所赖之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农业，而农业需要有固定的区域，不宜做经常的、大规模的迁移和殖民。这些特点与地中海文明是大不相同的。
华夏民族的拓边凿空精神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绝大部分探险活动主要以陆地为舞台。早在西周时，中国的文明区域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秦汉时又进一步扩展到珠江流域，这些都是先有地理探险和发现，后有移民拓殖，然后移民与当地居民共同开发。后继者无论是张骞、班超、甘英，还是法显、玄奘、义净，他们的伟大探险和旅行都主要是在陆地上进行的。
海洋探险显然无法与这数量众多，久负盛名，影响深远的陆地探险相提并论。除了秦汉时发现海南岛，三国时发现台湾岛，中国古代便不再有较重大的海上探险及其地理发现。虽然郑和下西洋突破了重洋阻隔最远到达赤道一带的非洲东海岸，但此举是为永乐皇帝颁“正朔”，“遣使以即位招谕……诸国”；“欲威制四方，遣使四处招徕”；“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
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宣德化而柔远人”，“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国，导以礼义”，以达到“抚驭华夷，嘉有万方，同臻至治”；“君主天下……施恩布德……庶几共享太平之福”的目的。下西洋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次要的，更无“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和开疆拓土的意图。正因为如此，永乐皇帝驾崩后海上活动被厉令禁止，下西洋受到谴责和抨击。从此中国完全进入了漫长的“海禁”时期，失去了突破传统的牛耕水利农业社会格局的最后机会和参与地理大发现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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