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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遇天下分裂，“正统之争”总是各方争执的焦点。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丞相王猛与符坚之弟--符融都劝导苻坚勿征伐东晋，其反对的理由就是东晋虽僻处江南，但是为华夏正统，人心向晋，不宜征讨。然而，同样为偏安一隅的政权--蜀汉，虽也宣称是对大汉的继承，却长期被排斥在正统王朝之外。
关於王朝更迭，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禅让传承（如汉魏晋宋齐梁陈，北魏-东魏-北周-隋唐-梁唐晋汉周-宋）；另一是通过革命取代（如汉、明等）。所以，从中就可以看出“禅让”是王朝更迭的最为主体的形式。虽然，此种“禅让”（被迫）已经变质，而不再是传说中尧舜禹的那种主动让贤。但是如果否认“禅让”为王朝的正统传承的话，那么我国历史上也就没啥正统王朝了。民国历史学家孟森就曾说过：“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
所以，显然是不能把通过“禅让”而继承的王朝排斥在正统之外的。而在历史上占据主导的儒家思想，亦是主张“天命有常,惟有德者居之”。不但不反对改朝换代，反而将传说中的尧舜禹那种禅让视为楷模，也就更难否认“禅让”为非正统传承了。
对於三国时期曹魏与蜀汉的正统之争，其实自魏晋到隋唐都没有任何异议。陈寿在编修《三国志》时，即以曹魏为正统，故记曹操、曹丕等为《武帝纪》、《文帝纪》等。而记刘备、刘禅则为《先主传》、《后主传》。自司马迁的《史记》首创“纪传体”之后，后世的史书亦大体采取“纪传体”，将正统皇帝传记的称为《某帝纪》，而非正统皇帝的皇帝则称《某主传》。
而从魏晋到宋齐梁陈，都是有明确的禅让程序的，否定了曹魏的正统性，也就从根源上否定了两晋到宋齐梁陈的正统性。其实，回到三国时期的蜀汉与曹魏正统之争，就连刘备与诸葛亮也都会感觉心虚。
诸葛亮在其《后出师表》中写道：..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顾王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
汉、贼不两立，汉与贼显然没有两立，而是通过禅让完成了王朝更迭。刘备的蜀汉，虽打出了“匡扶汉室”的旗帜，但成就的也不过是刘备的帝王之志而已。刘备与曹操、曹丕其实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即便刘备打败了曹操、曹丕，刘备也不会还政於汉献帝。再则，刘备政权的国号虽然叫“汉”，却被称为“蜀”，就在於其只有打败曹魏、还於旧都，才能称作为“汉”。不然偏安于蜀地，就失去了其政权的正统合法性，而只能被视为地方政权，被称作为“蜀”，这也是诸葛亮定要与曹魏死磕到底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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