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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文章是在采集众多生活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人物和地名都有虚构的成分，不妨当作小说看。读者切勿对号入座，如有事实雷同，纯属巧合。） 楔子： 当年根据地有歌唱道：“三八枪，大盖盖，谁说八路军没太太。等到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看来女学生也是革命目标之一。革命终于成功了，也真的有数不清的女学生嫁给了八路军。这些都是早年间的事，为血与火的斗争历史增添了些许的浪漫色彩，已被许多作家写成了感人至深的作品，不须再论。只是知识青年到延安，又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女学生，所以，关于她们的故事注定还要继续下去，好像这也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我要讲的，不光是女学生，还有男学生…… 小晴的故事 黑豆低来桃黍高，有婆姨的人儿不可交。 有婆姨的人儿交下了，众人的言语杀人刀。 《陕北民歌》 小晴插队的村子，在两条沟相交的平滩地上，村前有一棵百年生的大槐树，足有几搂粗，树高十丈，长得枝繁叶茂，几里路之外就能看得见，成为村庄的标志，人们管这村子叫槐湾儿。 槐湾儿依水靠路，交通便利，自然条件相对好一点，所以上边就把五个女生安排到这个村。女生扎堆儿，引人注目，人们戏称她们是“槐湾儿五朵花”。 “五朵花”里小晴最小，插队时年方二八，长得白净，可也最傻。 说起北京女学生的傻，有时真叫人哭笑不得，尤其那些从机关大院里出来的女孩子，说是五谷不分那还是好听的，有些生活的基本常识她们也不知道。 农村里不讲阳历讲阴历，不讲岁数讲辈份讲属相，小晴就不知道属相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自己属什么，看到别人这个属羊，那个属牛，觉得自己没了着落，就跑去问二尕。那二尕使坏，问了她的出生年月，装模作样地掐指头算了一阵，然后告诉她说，你是属驴的。 小晴认了真，她虽然不太喜欢这个属相，可也算有了个说法。别人再问起，她便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属驴。”惹得旁人笑成一团，她还不知是为了什么。 倒是二尕妈看不下去了，打了二尕一巴掌骂道：“造孽啦！人家花儿似的女子叫你们这样糟蹋！”转过头对小晴说，“别听他们胡说。”又请二尕他三大重新算了一遍，从此，小晴才知道了自己的属相，是龙。 龙作为属相是比驴好听，可在陕北农村里，驴却比龙要有用得多。人们驮水运肥，推碾子拉磨，都得靠它。小晴在北京城里没见过牲口，初到村里，每次见驴过来，总是躲得远远的，怕叫它给踢上。时间长了，觉得驴没那么可怕，也敢使唤了。一日，小晴见一头驴肚子下垂下黑黑粗粗的一条，不知是什么东西，以为驴生病了，急着去找饲养员老郭头，老郭头还当出了什么大事，忙跟她跑去看，不看则已，一看，老郭头笑得差点岔过气去，身为长辈，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正尴尬间，那驴也不争气，不顾有人在场，突然性起，骑到一头母驴的背上，吭吭地使劲，那头母驴直尥蹶子，也摆脱不开。小晴大惊，拽着老郭头喊：“它们打架了，你还不把它们拉开！”同学看到了，没去拉驴，反把小晴拉跑了。 由此，小晴的傻便出了名。傻归傻，可大家依然喜欢她。小晴长得秀气，性格温顺，小鸟依人，谁见谁怜。虽说身弱力薄，却从不偷奸耍滑，不论是同学老乡，都尽力帮助她。 可好景不长，没过几个月，五朵花里的大姐，被检查出患了肝炎，她因祸得福，病退回了北京。二姐家里有关系，送她走后门当了兵。随后，三姐四姐陆续进了三线工厂，槐湾儿的知青就剩了小晴一个人。 小晴家里没关系，她的父亲文革初死了，母亲还在接受审查，所以几次招工，她的政审都没通过。 虽然村里老乡依然照顾着小晴，每天轮着拉她到家里去吃饭，隔三差五地给她送柴草，邻居家担水，也经常往她的缸里倒上一桶。可是一个女孩子，独自生活在穷苦的山村，寂寞和艰难可想而知。尤其到了每天晚上，她面对着孤灯，想着原先几个女孩子叽叽喳喳的日子，那心情真像民歌《盼五更》里唱的：“有心脱衣无心睡，两个枕头我一个人。” 队里考虑到小晴的情况，不让她干农活了，安排她到村办小学去教书。想不到，老乡们善心的举动，却使小晴卷入了一场命运的危机。 小学里还有一位男教师，名叫顺生，是本地毕生的高中生，已经结婚了，家在离槐湾儿十里外的后沟。他平时就住在学校里，寒暑假和农忙时才回家。 顺生是个俊后生，高挑个子，也是文文气气。他在县中学是个高材生，所以课教得不错。他还会拉四胡，唱一口好道情，村上人自娱自乐时，少不了他的身影，惹得婆姨女子们围着看。 顺生也巧，做得一手好饭，蒸馍馍，擀面条，样样拿得出手，一碗杂面条，放上点葱花，调上点醋，竟也香味扑鼻，并不输给婆姨。每到吃饭时，顺生就有意多做上一点，拉着小晴一块吃，时间长了，小晴觉得光吃顺生的不合适，就把自己的粮食也拿了过来，俩人搭伙一块做。 俩人在一起工作，在一个锅里吃饭，日久生情，好像也是必然的事。 终于在一个雨夜，小晴留在了顺生的窑里。 小晴几乎是在不能自持的狂热中完成一切的，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情感的潮水，一旦冲破堤坝，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她的寂寞，苦闷，在顺生的爱抚当中，渐渐的融化了，此刻她才明白，这种感觉，在她的梦里，已经渴望了很久很久。 以至于在结束的时候，小晴满脸都是泪水，不是羞愧，而是感激。 那夜的雨，淅淅沥沥，一直下到了天亮。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夜的欢娱，竟使两人吞下了难咽的苦果。 不久，小晴发觉自己的例假没来，小腹也隐隐作痛，她本来就有痛经的毛病，所以也没太在意，吃了些药，以为就能过去。谁知肚子越来越疼，终于有一天，连炕都下不来了。 也是小晴命大，那日北京带队干部老刘，正好来到槐湾儿，见到了正在炕上打滚的小晴，她脸色惨白，头上的汗把床单都湿了一片。问起，只说是肚子疼。老刘忙叫人用架子车把她拉到公社卫生院。那儿的医生诊断不出是什么病，便推测是阑尾炎。老刘一听急了，找了一辆拖拉机，又赶到县医院。到底县上的医生比公社的水平高，人家仔细一检查，说小晴得的不是阑尾炎，而是宫外孕。老刘一听，头都大了，生病谁都难免，可这病性质不同。他一边向上汇报，一边联系住院的事。可医生说，小晴的情况得立即动手术，但县医院条件不行，结果又惊动了县政府，找车连夜往延安送。 话分两头，且不说因抢救及时，手术成功，小晴终于保住了性命。这一事件，虽然老刘尽量保密，缩小影响，但毕竟惊动了上级。一个女知青，未婚先孕，不处理是不行了。各方一介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这事儿迅速升格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事件。人家根本不相信小晴说是自愿的话，顺生很快被抓了起来，判了三年，押到黄龙山农场去劳改。 小晴出院后，老刘没让她回槐湾儿，把她调到了另一个知青点。又过了半年，宝鸡那边的厂子来招工，公社就把她推荐去了。 从此，我们谁都没再见过小晴。多年后，同学们陆陆续续回到了北京，每逢聚会，也不见她的身影。偶尔有问起的，却都说不知道。那顺生呢，听说刑满释放后，回村去种了地，不再当教师。 老单的故事 东山的核桃西山的枣，三哥哥好像杨宗保。 西山的大蒜东山的葱，四妹子好像穆桂英。 《陕北民歌》 老单不是名字，而是外号，我这同学会些拳脚，在京时和人打架，只用一只手就把人家打败了，所以人称“老单”，这个“单”字，不能读作“善”。 老单其实比我年纪还小，在我们队里可是个人物。我总结他有三大特点，一是能吃苦，干活不惜力，学什么都快，没少得老乡们的夸奖。二是嘴贫，尤其是和那些年轻的婆姨女子在一块儿，俏皮话一串接一串，引得身边笑声不断。三是好干净。衣服总是整整齐齐，从不糟贱自己。再加上他还有好酒量，因此，他在村里，很得人缘，老乡们成天价老单长老单短的，闹得我们好生嫉妒。 后来我们都招工走了，只留下老单一个知青在村里。他依然过得快乐，不久，还闹出一段姻缘来。 那时农村都在学大寨，农闲时，就要从各队抽调一群男男女女，组成基建队，平整土地，修梯田。陕北风俗，颇为开放，男女之间，没那么多禁忌。言语调情，甚至动手动脚，都数平常。那工地上不仅劳动热火朝天，儿话俏语，也是你来我往，互不服输。老单的贫嘴，在这里可是派上了用场，经常是舌战八方，乐此不疲。 四队来的人里，有一个女孩子头儿，名叫巧玲，人长得白净，灵牙利齿，最好和老单抬杠。一来二去，俩人斗嘴斗上了瘾，若是哪个一天没来，另一个就觉得憋闷得没话说。渐渐的，老单对巧玲就有了想法。 晌午休息的时候，小伙子们也不闲着，经常摆开擂台，比赛摔跤，老单是个会家子，那天连赢了两场，却惹恼了边儿上的一个人。蹿上场要和老单较量，他正是巧玲的哥冬生，生得膀大腰圆，有一股子蛮力。老单使坏，对他说：“咱俩比赛得有个说法，” 冬生问：“你说咋着？” 老单说：“我要是赢了，让你妹子给我当婆姨。” “你要是输了呢？” “那我给你家当女婿。” 那蛮牛叫老单给绕了进去，想也没想就说：“行！” 巧玲在一旁可不干了，骂她哥道：“你这笨怂，咋便宜都叫别人占了！” 冬生扑了上来，要抓老单的胳膊，老单哪肯就范，轻挪几步，抓住他的手腕，往前一带，脚下使了一个绊子，那冬生轰的就摔倒在地。 这下可不得了，没人理会冬生，全都围着巧玲哄开了，巧玲有口难辩，脸臊得通红，低下头，一溜烟地跑了。 谁都能看出，打这以后，俩人的关系就起了变化，巧玲再不和老单斗嘴，眼睛可一直在他身上转。老单若是和别人斗嘴占了便宜，那吃了亏的人就会扭头冲着巧玲喊：“你咋不管管你们家老汉！”把巧玲弄得哭笑不得，嘴上虽硬，可心里却热乎乎的，总想着老单。 有一次老单在场上干活，手让脱粒机给打了，血肉模糊，乡亲们急忙把他送到了县医院。那一次伤得很重，两个手指都露出了骨头。巧玲心里急，想到医院去看看老单，又怕人说闲话，一个人躲在窑里，偷偷哭了好几回。 老单出院了，回村找到巧玲。巧玲看他的手，虽然皮肉长好了，但留下了几条大伤疤，心疼的直要流泪。老单却乐呵呵地问她：“你说咱俩儿的事儿咋办呢？” 巧玲故意装糊涂：“咱俩儿有啥事儿啊？” 老单说：“你给我当婆姨的事呗！” 巧玲说：“呸，美得你！山里的话，撂在脚巴巴。你咋就当了真！” 老单说：“别人当不当真我不管，反正我是看上你了。” 巧玲低着头不说话。 老单说：“你要是心里有别人，就当我没说。” 巧玲被老单一激，脱口道：“谁说俄心里有别人！” 老单一笑：“没别人就是有我了？” 巧玲被老单绕得把实话说出了口，也收不回去，只得低声道：“你去问俄大俄妈，他们要是同意了，俄没意见。” 老单讨得了巧玲的准话，乐滋滋地去找村上的老者做媒。听说是给老单说亲，许多人都争着去。巧玲她大早就认识老单，满口答应。冬生是自己把妹子输给了老单，自然无话可说，反倒跑到巧玲跟前买好，说是他给巧玲寻下的女婿。巧玲心里高兴，嘴上还是把她哥骂了一顿。 老单备了几瓶酒几条烟，请巧玲的父母和村里的老者吃了一桌饭，就算把亲事定了下来。 好事多磨，就在老单和巧玲定婚不久，县上推荐老单上了咸阳农校，一去三年。这下可把巧玲给急坏了，生怕老单在外边变了心，看上别人。周围也有人议论，说本乡本土的人进了城，还有把婆姨给离了的，那北京学生就更靠不住了，说得巧玲心里猫抓似的。老单怕巧玲着急，隔三差五地给巧玲去信，写些什么咱不清楚，贫嘴的老单肯定少不了甜言蜜语。 那段时间，老单的来信似乎成了全村人的一件事，人们见到巧玲，第一句话就会问：“老单来信了吗？”要知道，那时的农村，男人们几年也未必能接到一封信，更何况一个女子。三年老单给巧玲写了多少信，没人能数得清，反正乡邮递员比巧玲家的亲戚还来得勤。 老单学成归来，分到县农业局当了干部，没过多久，就和巧玲办了婚事，还把她接到县上去住。老乡们都说老单侠义，是条汉子，还说巧玲有福气，有眼力。 老单官运不错，不久就当上了公社主任，后来到县上当了副局长，他把巧玲也转成了城镇户口。巧玲为他生了一儿一女，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在县上过着日子。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同学们相继调回了北京，可老单不走，他觉得在县上生活挺好，他不喜欢人家说只要能回北京，哪怕扫大街都行的话，回北京的日子未必有在县上好。不过，他还是依照政策，把孩子的户口办回了北京。 我理解老单，由于家庭的原因，他少年时在北京，生活得很艰难。我们童年时享受到的很多东西，比如父母的呵护，家庭的温暖，他都没有得到。反倒在陕北，有人器重他，有人爱他，他还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按现在时髦的话说，陕北能够体现他的人生价值。 老单刚过五十，就办了退休，带着巧玲回到北京。不是他不恋陕北，因为他的女儿在北京上学，儿子也应聘在京城的一个大企业，所以一家人选择了在北京团聚。 老单依然嘴贫，有时同学们聚会，问起当年他和巧玲的事，他也毫不隐瞒，一五一十，全盘道来。众人笑骂道，你小子真行，靠摔跤就赢了个婆姨！只不过有一次巧玲在座，我刚要开他的玩笑，他急忙上前捂我的嘴，小声道：“可不敢当着巧玲面说，不然她又该说我的嘴是漏勺了。” 我由此很羡慕老单，在婚变如常的社会里，老单依然在乎着巧玲，守着靠摔跤赢得的爱情。知足者常乐这句话，在老单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验。不论在什么环境中，老单总是踏踏实实地生活，他不和别人攀比，也不参与插队是与非的讨论，好像知青身份与他无关。只不过，他经常谈起陕北，谈村里的老乡。 老单现在既不抽烟，也很少饮酒，和年轻时大不相同，我疑心是巧玲管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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