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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几千年文明史，流传着无可计数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
其中最深入人心，妇孺皆知的，当属被后人归纳为“中国四大爱情悲剧”的《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
吾读之，往往能生出诸多难以名状的感觉，读之思之，几不能寐，倍感后人仅仅将其归为“爱情”一类，限于表面意义上的粗浅界定，背离了其实质之所在，也未能点出其隐喻之秘密。如此，既愧对先人，也误了今人。小可不才，愿意把自己所思所想与读者诸君分享，个中真确，诸君自有己见，小可这般，就当抛砖引玉了。
秘密之一：中国男性的女性崇拜
纵观四大故事，无论是起于西周的牛郎织女，还是盛行于清的白蛇传，都向我们呼吁着女性对爱人的挚诚真爱、对爱情的坚贞不屈以及对社会生存环境的坚韧不拔。这些特质，共同体现在织女、孟姜女、白素贞和祝英台的身上，绝不是偶然而为之。
众所周知，自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后，女性由于主客观的诸多原因，无论在社会、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上，女性的地位都逐渐没落，最终成为男权社会里的附庸，装饰品。“三从四德，守妇道”的儒家道德纪律，更是进一步从道德的高度界定了女性的地位。大约始于五代末或宋初的“裹小脚”，则标志着中国女性的最终“被驯化”。
中国男性在对女性的崇拜上，存在着矛盾心理。
一方面把女性当作点缀品，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肆意玩弄、修饰和装点，例如上述的“三从四德”和“裹小脚”，呈现出病态的崇拜心理；
另一方面，则通过文化结合现实的虚实手段，来描摹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借以表达内心所憧憬的理想女性。诸如虚构叙事下的织女、孟姜女、白素贞和祝英台以及现实大于虚构的的花木兰、穆桂英、佘太君等，都是这个层面上的产物。
中国男性之于女性崇拜的二元背离，正好凸显出了中国男性的精神分裂——
既玩弄女性于股掌享受其阴柔之美，又厌倦了这样的阴柔，寄望于柔中带刚甚至于刚烈胜于阴柔的女性的出现，以满足另一个分裂人格的自我安慰。
于是，在四大爱情言说下的中国男性，都显得卑微低下，属于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底层人士。牛郎在面对王母时的怯弱，范杞梁在国家主义铁幕下的无助，许仙的胆小与屈从，梁山伯在门阀士族的淫威下的无可奈何，无不都悄然指涉了男权主义下中国男性的另一个“镜像”——怯懦，从而衬托出了女主角的正面形象。热烈地抒发了对这样的女性的追求与憧憬以及对自身“镜像”的唾弃与无奈。
女人裹小脚的三寸金莲
秘密之二：没落男性对国家主义铁幕的彷徨与呐喊
四大爱情传说故事里，男主角在美满爱情遭受强大的“威权主义铁幕”的威胁时，无不选择了屈从的迎合与逆来顺受。
牛郎屈从了王母。
杞梁被迫修筑长城。
许仙追随法海化缘造七级雷峰塔镇压白娘子。
七品县令梁山伯亦被强大的门阀士族无情碾碎、吐血而亡。
这些，无不进一步喊出了中国男性在特定的时代背景里，对自身处境的无奈以及对强大的威权主义铁幕的彷徨与呐喊。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牛郎顺从了王母旨意，得以和织女鹊桥相会；杞梁被迫屈从修筑长城，却没有牛郎的好运，最终陨命长城砖下；许仙顺从了法海（维权层面的终极道义），镇压了白娘子，却永逝真爱；唯有梁山伯，起而抗争，却依旧丢了性命。在这四者中，我最钦佩的，唯有梁山伯。
相反，争对男主角的无力，女主角们进行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抗争。男权社会里的男人们，把抗争的大旗交给了这些女性，通过讴歌和赞美，向威权主义喊出了别样的口号。
之所以这四个故事都以爱情为叙事主线，恰好是因为爱情本身更能起到共鸣的共情效果，博得更广泛人群的同情和支持。四个爱情故事，都以特定的悲剧结局，中国的没落男性，通过这种悲剧美学，让观众或听者皆义愤填膺，从而获得了灵魂上的某种慰藉。
秘密之三：中国女性的解放宣言
如上所述，中国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几无任何地位。
在现实中无法进行抗争，唯有寄托传说故事来委婉的表达心声。
同样，中国男性的女性崇拜的正义镜像也无意识地希望女性能够得到解放，以释放出更加美丽的芬芳气息。于是，在那些个特定的时代里，二者之间有了某种程度的共鸣，便产生出了这些以爱情为外衣的反抗言说。
在酝酿解放宣言的过程中，男性扮演了温和与屈从的角色，激烈和愤怒的角色交给了女性来完成。这也正是中国大部分男性几千年来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映照，也因此，我们无法在这些文学作品里看到男性旗帜鲜明的反抗，有的则是屈从，男性借这种屈从，一方面寄望于既得利益者能够对自己进行招安，从而得到某种地位的诉求；另一方面又隐隐约约的表达出了对既得利益者的信任的不确定性。
如此，我们看到的四大爱情悲剧故事里，不是一群男人在领导一群女人革命，而是一群女人在领导一群男人革命。
而值得关注的是，这群闹革命的女性，除了祝英台，都不是凡间女儿。织女是王母的女儿，孟姜女是葫芦所生，白素贞是千年修行的白蛇。正是这样的身份赋予，让这群起来闹革命的女性具有了强大的力量。因为她们不是凡间女儿，所以什么“三从四德”、什么“守妇道”、什么“从一而终、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男女有别、家长制、夫权统治”……都无需顾及，只管轰轰烈烈闹革命去。而正是这一点，恰恰反映出了人们对于封建社会女性伦理道德的抵触和反感。对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这种“身份标示”的憎恶与痛恨。寄望于在身份上能够得到转变或更替。
从另一个角度，也反应出了没落男性的一种“身份缺失”、被统治阶层剥夺了身份的焦虑以及希望再次获得“身份”的渴望。
女性解放，在当今的世界，仍然是一大问题。可以笃定，以后的社会，既不是男权专制的“父系社会”，也不会回到“母系社会”，而是一种全新的，能够男女真正意义上获得平等的“平等社会”。然而，这样的社会，就目前的社会发展程度而言，还只能算是一种“幻想”，一种“乌托邦”式的“幻灭”。女性解放、女权主义的兴起，逐渐过犹不及，导致了出轨、偷情、一夜情的遍地鸡毛的性泛滥，这也是我们需要进行纠偏的地方。
可以预见的是，只要像四大爱情悲剧故事这样的叙事仍然进行着，“平等社会”就有希望和奔头。不过放眼现在的中国，乃至世界，几乎已经很难会有这样的故事产生了！但我依旧满怀信心。
在我们纷繁的文化遗产里，有很多诸如四大爱情悲剧故事的叙事和言说。然而，聪明的先人向来喜欢用另一种叙事来掩盖真正意义上的目的（其实大家都是被逼的）。这需要我们后人在阅读与思考中，最大程度地“解码”，把先人的言说“转译”到它的本来目的。如此这般，作为一个真的知识分子，也就心安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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