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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家喻户晓。
历史上对于此事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站在文艺青年的角度，他们大肆吹捧杨玉环与李隆基之间爱情的凄美，持有这种态度的代表人物便是白居易；而另一种则是站在愤怒青年的角度，他们大力贬低杨贵妃的人格，认为她和褒姒、貂蝉等人一样是红颜祸水，封建时代乃至是现代的不少人仍旧持有这种看法。
但李、杨二人被白居易捧上天的爱情故事，却被另一个人大肆否定，他甚至写出了两首专门讽刺唐玄宗的诗歌，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唐玄宗就是一个大渣男。
这个人便是以晦涩的“无题诗”著称于世的李商隐，身处晚唐的他对李、杨二人的故事重新审视，并且不遗余力地揭示了李隆基和白居易的虚伪。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三镇节度使在范阳起兵叛乱，战火很快就烧到了当时的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春宵苦短日高起”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等人不得不匆忙逃难。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洗三儿”安禄山会如此嚣张，可事实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承平日久的大唐帝国数十年没有经历过战争，为此安禄山等人的叛军一路之上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唐朝的心腹之地洛阳城下。
大将高仙芝、封常清等人被唐玄宗杀死，大将哥舒翰被杨国忠诬陷通敌，只能放弃自己坚守的策略而领兵出关，最终在潼关被叛军所败。潼关失守，长安危急，天宝十五年六月安禄山等人占领了长安，安史之乱便随着“马嵬兵变”而进入了最高峰。
唐朝历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出悲剧就这样诞生了，“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是白居易对此事的描述，哗变的六军在杀死了杨国忠之后要求杀死杨贵妃，为了息事宁人的唐玄宗只能赐她三尺白绫，“温泉水滑洗凝脂”的一代美人就此香消玉殒。
白居易在50年后据此事创作了他的代表作《长恨歌》，善于刻画场景的他将这段爱情刻画地缠绵悱恻，无数人都感叹“此恨绵绵无绝期”。他写唐玄宗在缢死杨贵妃之后的诸多举动，所谓触景伤情、所谓道士招魂、所谓长生殿私语，都力图将唐玄宗刻画成为一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但他的晚辈李商隐却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唐玄宗的虚伪，“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的唐玄宗，为何最终连普通采桑女的丈夫都不如呢？如果真的爱她，又何必等到她死后惺惺作态呢？”
李商隐的《马嵬其二》可谓是针锋相对地批判了白居易，“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连这辈子都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还谈什么来生呢？所谓的蓬莱仙岛相会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长生殿上的甜言蜜语不过是骗人的谎话罢了，六军在马嵬驻扎唐玄宗便与杨贵妃刀兵相向了，所谓的忠贞爱情不过是一场骗局。李商隐在此时可谓是毫无忌惮，他不像白居易那般还要以“汉皇重色思倾国”来指代玄宗，而是直接地指明了自己写的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
这是李商隐最诛心的句子，他彻彻底底地撕开了人们的虚伪面具：“杨贵妃真的有祸国殃民的能力，那唐玄宗为何还要逃窜到马嵬呢？你们这帮人不要再为他开脱了。”白居易和李商隐二人最大的区别便在于此了，白居易力图将唐玄宗塑造成为一个“人”，但李商隐更进一步地指出了人性的虚伪。
从白居易到李商隐，大唐已经走到了落日的余晖，那些曾经高高坐在神坛之上的帝王已经跌落凡尘，白居易开辟了一条通往现实的路径，而李商隐则开始了批判现实的觉醒。
只是，在大唐帝国荣耀不再的末日，一生因党争而郁郁不得志的李商隐只能感叹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大唐仍旧是那个大唐，但此时已经陷入了无可奈何的风雨飘摇，他固然没有经历杜甫那般直面山河破碎的阵痛，但唐朝的衰颓已然是不可扭转的现实。
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故事，从一般的红颜祸水之说，再到白居易的凄婉爱情之说，再到李商隐的咎由自取之说，固然体现了思想的进步和人性的光辉，但也预示着曾经雄视寰宇的大唐帝国即将落幕。
正如杜甫曾经感叹的那般：“落花时节又逢君”，不可避免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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