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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左),张啸林(中)和黄金荣
解放后，针对围绕着黄金荣的诸种情形，有关部门作了三点指示:
1、如此多的革命群众检举揭发黄之罪行，要求对黄采取行动，说明群众觉悟很高，对政府信任;
2、对黄金荣这个头号流氓之处理，为照顾策略，宜以削弱其实力，分化瓦解其组织为主;
3、对于黄金荣本人应责令写悔过书公诸报端，向人民谢罪，由人民“裁判”。
不久，上海市人民政府委派盛丕华、梅达君、方行三同志为代表，出面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希望他能写“悔过书”公开登报，老实认罪。
1951年5月20日，上海《新闻报》《文汇报》刊出了《黄金荣自白书》，自称“自首改过”、“将功赎罪”，“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云云。结果反而引出更大的风波，已如前面所述，“黄金荣可杀不可留!”的呼声响彻上海滩。
>>杜月笙“读”到了这份自白书
据文史专家沈寂先生告诉笔者，他那时正在香港，那天去杜府拜访时，恰巧碰到杜月笙正在“读”香港《大公报》转载的“黄金荣自白书”。杜身体衰弱，所谓“读”，就是由管家万墨林念给他听。
黄金荣与杜月笙是同一条船上的难兄难弟，杜自然急于知道黄金荣的自白书，是否提及他，又是如何提及他的，故香港《大公报》一登，便急差人找来报纸，叫万墨林念给他听。
杜月笙听了一遍，说:“墨林，你再读一遍听听。”于是万墨林读第二遍。自白书不长，其中一节谈“四一二”政变前后的事，“国民党北伐军到了上海。有一天，张啸林来看我，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叫我参加，我也就参加了……”
“停!”杜月笙对这一段掌故最熟悉，也最关注，挥手让万墨林打住，叫他慢慢将这一段读清楚，自己屏神聆听。
听完，杜月笙这才长长舒了口气，显得若有所思，轻声说:“我懂了，我懂了!”
让杜月笙如释重负的，是没有听到他自己的名字。
想当初，他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华共进会”成立时，他不就是与黄金荣、张啸林等人一道唱主角的吗?如今黄的自白书，丝毫未提及他的名字，恐怕不会是一种遗漏或疏忽，肯定别有内涵，不妨说是中共方面在传递某种信息吧，而杜月笙自以为是“懂了”!杜月笙的政治敏感性不可谓不强。
>>自白书两稿不同有奥妙
黄金荣写自白书时，不止一稿。初稿与第二稿原件如今都存上海市档案馆，但内容有较大出入。
第一稿中，杜月笙的名字赫然在焉。原文是这样的：“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因为我是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长，叫我也参加。”当时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明察秋毫，将第一稿退回，责令黄重写。结果第二稿中，内容虽无大的变动，里面却找不到杜月笙的名字。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原因也很简单。杜月笙，是中共方面想要争取的一个统战对象，并且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自此以后，杜月笙的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至少一再拒绝了蒋介石邀他去台，而时时萌动回大陆的念头，临终之际，仍以葬回上海浦东故乡来叮嘱家人。他知道，黄金荣比他强，即使死了，也是死在上海，死在故乡，叶落归根啊!
黄金荣的自白书，竟然会对杜月笙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恐怕是黄本人始料不及的吧。（摘自《百年春秋：从晚清到新中国》，汪晓东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来源：文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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