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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说清朝“康乾盛世”这一段历史时，往往要追述康熙，雍正和乾隆的所作所为。康熙少年亲政，智擒鳌拜，统一台湾，平定三藩，晚年他的儿子上演了一场机关算尽的“九子夺嫡”大戏，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经历。雍正在位时间不长，但是他登基的争议就足足让喜欢历史的朋友谈论一二了，除此之外他设立军机处，加强中央集权，培养皇室家族特务机构“粘杆处”等等举措称得上是满清首创。而当我们话及乾隆的时候，画风仿佛有了一个质的转变。没有了祖父时期“创业难，守业更难”的磨难感，也没有了父亲面对种种质疑不得不愈加阴暗的气氛，乾隆给我们的故事多是让人感到富贵且安定的，比如六下江南，和与之相伴的种种传说。（以上的概括只是选取认知度高，有大意义的事件。当然不能否认乾隆的一生有许多磨难和惊险，但是与祖祖辈辈比起来，得出结论。）
乾隆六次下江南，从第一次到第六次一共跨越了三十余年。第一次是在公元1751，乾隆十六年，这一年，他四十岁。取一个有趣的时间坐标吧，这个时候，未来的大贪官和珅才刚刚满一周岁，大文人纪晓岚，已经年满二十七。乾隆最后一次下江南，是在公元1784年，十一年之后，这位皇帝才驾崩。对于这六次工作兼旅游具体经历了什么，遇到什么有趣的人和事，每个主要人物的心情是怎样，除了历史书上记载的，其他无从知晓。但是从乾隆遗留下的只言片语，我们可以推知，起码皇帝本人是相当开心的：六度南巡止，他年梦寐游。
乾隆选择亲自下江南，其实还是政治目的占主要成分的。首先，皇帝一路所到之处，都会对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状况做一个考察，根据考察结果，适当减免赋税。更是对前来接待的官员，学者，名人以礼相待，嘘寒问暖之下赠予财物。除此之外，乾隆相当看重江南一带的发展潜力，不仅仅是经济方面，更是人员输送的巨大宝库，因此，江苏，安徽和浙江三个省份，因为接到皇帝的指令，而增加了生员名额。这放在现代，相当于“学术扩招”，可是放在彼时，达到的不仅是“更多人有学上了”的效果，另一个作用也是让江南地区的才子谋士更多地通过功名形式向官场输送，为乾隆所用。由此看来，下江南此举，至少有着笼络人心，政府引导的作用。
六下江南的另一大目的乃是视察水利。对清朝这段历史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水患给早期的满清政府带来了巨大负担，因为灾难，民不聊生，还经常有人造反，甚至治理的过程中又添加了官场腐败，故而历任皇帝都非常重视。而乾隆就通过南下，四次监督治理长江水患，五次督导黄河。最有名的一次莫过于1751年第一次南巡。那个时候刚刚经历了季节交换，大雨狂下不止，洪泽湖的水位一再上涨。但是根据当地的官员反应，洪泽湖只有三个大坝。这在平静时节，勉强够用，可是在暴雨之时，完全挡不住，最终只能一泻千里，百姓良田遭殃。于是乾隆在了解情况之后，当机立断命令增加两个大坝，竣工之后，来年灾情得到了很大缓解。而这五个大坝，也得到了皇帝亲自命名，分别是：仁义礼智信。在第六次南巡时，乾隆继续下令修建范公塘石坝，浙江一带的农业发展得以保护。
当然，除了功劳之外，还有不少应该被诟病的地方，比如这位皇帝花钱过于大手大脚了些，来往六次所浪费的财务足够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很多年了。比如，大量的钱财花在了住和行上。因为南方多是水路，因此皇帝选择坐船，以船速行驶，一来一回大概四个月左右。当时的场景是，皇帝的大龙船在前边，后边有一千多艘小船和中型船跟着。再有从北京到杭州这一路，为了接待皇上的到来，修建了三十座行宫，每一座都豪华无比，可想劳民伤财。根据史书记载，在第四次下江南时，随行人员有太后，皇后，公主阿哥，相当于一个小后宫。这些人不习惯简装出行，因此吃穿用度还是维持着在皇宫里的讲究，这样一算下来，花费是个天文数字。
诚然，可能在乾隆心里，江南是个太重要的地理位置。祖辈打江山，盛世守江山，守江山当然依靠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而下江南笼络学子，修水利安定经济，都有着战略意义。但是做事情也要讲究方法，总想，如果当初皇帝能够节俭一点，恐怕“六下江南”将会是一个世代称颂学习的事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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