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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文苑传序》载：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王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责于情绪；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坷，青绪则文过其意。深理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永明”是南齐武帝年号，“天监”是梁武帝年号，“太和”是魏孝武帝年号，“天保”是北齐文宣帝年号，引文所指的就是这一时期南北文学的现状。
整体来看，影响蝉文学的因素，北朝与南朝有不同的形成根源。在异族统治下的中原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响而趋于艰苦朴实，这种社会风尚必将影响文风气质。二者明显的区别表现在：北朝偏重于文学的实用功能，南朝文学偏重审美：北朝文学主要成就在散文书写，南朝文学主要成就在诗赋创作：北朝文学长于叙事说理，南朝文学注重言情写景。从现有的北朝文献来看，北朝蝉文学的创作，基本属于在浓厚的北方文风影响下，出现在带有明显现实主义精神的实用叙事散文中。
因为巩固统治的需要，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大规模实行汉化措施：下令鲜卑人改穿汉人服装，禁止说鲜卑话，废除了鲜卑族的种种特权。后来还将鲜卑姓氏改成汉姓，通过联姻来加强与汉族的关系。在政治上，大量启用汉族官员使用汉族习惯进行治理。在孝文帝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影响下，汉族的先进文化和政治制度，逐渐融入了北魏的统治，中国北方的民族融合在冲突和碰撞中前行。蝉本是汉民族重要的文化意象，汉魏晋时期开始，它所代表的生命意识就己深入人心。南北朝时期，蝉的生命意识在文学书写中得到不断的强化，在此次民族融合过程中，蝉文化的生命意识也得到了北魏人的认可。
因为对蝉生命意识的接受和传播，北朝时期，蝉的文学载体以墓志铭最多，这是北朝实用文学倾向的具体表现。蝉之所以出现在大量的墓志铭中，原因有二：首要原因是统治阶级的葬丧制度的推动。
为了使迁都到洛阳的鲜卑贵族安心扎根，移风易俗，改变“归葬”的念头，孝文帝下令允许人们在葬丧中立碑为纪。而立碑的话，就势必需要一篇记载墓主生前事迹的文章，由此，墓志铭开始大行其道。
而蝉作为具有长生愿望和重生理想的典型文化意象，就当仁不让地成为墓志铭书写中的重要物象。其次是北朝雕刻艺术的兴盛，进一步推动了墓志铭书写的繁荣，使蝉现身文学中的次数更加频繁，著名的魏碑书法，也是在此期间大量的碑刻作品中形成的。与汉魏晋时期相比，南北朝有更为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南朝的绘画，北朝的雕刻塑像，都是蝉文学走向兴盛的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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