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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在农村我不仅经受了文革带来的政治冲击，还经受着精神空虚的苦恼和经济落后社会物资匮乏带来的穷困潦倒。没过苦日子的是体会不到那难受的滋味，贫困能使人窒息。那年代一切发展经济的想法和行为都被视作是另类，大家只能在生产队里靠。就那么些地、那么点肥，靠得人心散了。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严重，都在磨洋工。队里的宗派争斗激烈，队长一年换一个，真是越穷越能斗。各派的人都干不长，队长换了一茬又一茬，象走马灯般。我们二队最复杂，敬群先干的，一年后换了敬伦，敬伦干了一年就下台了，黄敬军总算干了两年，秋后分配完后又宣布不干了。大家看得很清楚，他不是真的不想干，而是在和别人斗气，在摽劲。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想干的也不敢伸头。生产队在一个秋后、一个冬季连着一个早春都没人干活，二队的生产和其它队相比拉了不少。社员们闲得蹲在墙旮旯处天天晒太阳，大家凑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东道西。
学良说：小鸡家那棵大榆树被人买去当大梁了，卖了个好价钱，锯树的时候可不容易了。小可说：那树站着看不出大，放倒后可来大了。粮食说：廷选家母猪又下了一窝小猪，他狗日的发财了，老母猪这窝真添获他，将了十三只，今年猪秧子价钱又好，定能发个财。结实说：等他卖猪时我得去逮一个喂。大车说：我也得去逮一个，他这窝猪是找的劳动大学那种猪配的，秧骒大，能长大。这边说着母猪那边又把话题转到敬亮娶儿媳上去了，学成说：敬亮你得把喜事办得好些，这可是头房儿媳。敬亮说：我过两天去磅猪，再卖上几百斤大米，这不正在筹钱吗！你一言我一语拉不完的家常。
书记“四叔”也参加了聊天，一会儿他就把话题转到队长上：你们也不急，一队三队都下地瓜秧了，人家今天把稻种也泡上了，马上要育秧了，你们今年不想吃饭了吗?!拉拉选队长的事吧！一说到正题都鸦雀无声了，谁也不愿多说话，谁也不愿为此得罪人。
村书记以前没管这事，也是觉着难管，看看长期找不出队长，他确实急了。二队的生产到了一天都不能再等的时候了。社员们也都知道种庄稼就全靠季节，季节不等人啊！
晚上我刚吃完饭，廷选和成文进门了，廷选是二队的老党员，以前也曾在三队和我们二队干过多年队长，他到我家来倒不是稀客，成文来得少，他是大队会计，也是二队的党员，两位党员的突然造访，定然有事。一番寒暄后，两人切入了正题，原来是要我出任二队队长，再给我配上二叔当副队长。他们已和二叔先敲定了后才来找我的。二叔是我们刚下乡时的二队副队长，是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他比较中立，和我搭档倒也行。
这是个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淄博青年”在郯城有一千多人，还从没听说过哪个知青当过队长。从心理上说我觉得我干个队长是胜任的，可因为这事来得太突然，我得考虑一下。第二天村书记来问我考虑的结果，我说既然是党支部的决定，我服从安排。这也算是临危受命。那是1974年春天的事，看来党支部想用知青无宗派的优势，来打破生产上的这一僵局。
春天是美丽的，处处散发着香气，连土壤的特殊香味也被空气挟裹着浸淫着人们。树木花草在春天的召唤下冒出了绿芽，还有的吐出了花蕊，满眼的淡绿随风摇曳，红红粉粉的俏色透过那嫩绿把春色点缀的更加多姿。燕子也从远方回来了，万物在复苏，醉人的春色向人们示意，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我做事执着认真又是个能杀能拼的人，在和社员的见面会上我向社员们保证，年终分配定在三队之首，但需要大家拼干。拼干就会掉肉的，我提出我当队长的瘦十斤，每个社员也得瘦五斤，要把一冬一春养起来的膘拉掉。
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清工分、清账目，这都是社员们乐意的事，先安社员的心。在生产中我抓住了多劳多得这条主线，生产一下子就跃上去了。生产队最忙的季节就是麦收的时候，常言说三秋抵不过一个夏。这时不光是抢收而且还要抢种。这需要抢时间，庄稼早种几天和晚种几天就会产生很大的差别。每年都是大田的麦子还沾绿头就开镰收割了，那时都是用镰刀，效率低，开镰晚了麦秸干透了，麦子会收不回来，怕到口的粮食出意外。我改以前那种大忽拢干法，把能割麦子的劳力分成组，按割的亩数发工分，这下可好，往年是麦子赶人，今年反倒是麦子的成熟期赶不上人手割了。
那我就抽出人来插稻秧，以前插稻秧时光抬稻秧的就得十多人，两人一筐，深一脚浅一脚，湿透的秧筐就几十斤重，再装上秧苗，那水沥沥拉拉把窄窄的稻田埂湿地溜滑，前边那人还好些，后边人因秧苗碍眼看不清路，时不时踩在埂下，磕磕绊绊的谁也不愿干这活。我以前是抬稻的深知其苦，所以要实行改进。把抬筐改用柳条棍扎的三角撑，一个人挑两个撑，一撑能装一个筐的秧苗，这样一个人可顶四个人用，我就让记工员给挑秧的人记四个人的工分，把原本都不愿干的活变成了人人抢着干。
那插秧的男孩女孩们，我给他们实行定额，超过定额的亩数加倍发工分。我把生产队的各个生产环节都定上指标，凡超额完成的就多发工分。以前两天干不完的活，在实行多劳多得后，用不上半天功夫就干完了。
以前栽地瓜秧时，谁也不愿挑水，那挑水的要自带桶挑，还辛苦，所以我给挑水的人发双倍工分，这下使挑水的人一下子增加了几倍。我再派专人倒水，这下好了，因为有了充足的水分，栽的地瓜秧苗全苗壮。我实行的一系列措施，节省出了不少的劳动力，那在外打工的、搞运输的没往回抽一个。并且敬群还外出卖冰糕，“油壶”去了造纸厂干临时工，“大闺女”去了新沂县收破烂。外出人员只要按时向生产队交钱，我一律“开绿灯”。不但如此，我还抽出了插秧队伍由敬亮带着帮农场插秧，换了农场的拖拉机给我们耕地。别的队里那麦地被太阳晒得裂了嘴，在等公社仅有的那台拖拉机也遥遥无期，看到我们进度那么快，都眼馋得要命。
本来生产队半年没干一点活，生产是落后了得，到秋后我们二队创了个奇迹，社员分粮食分钱比往年都多，公粮也没少缴。英庄公社的领导是从十里公社调来的彭书记，我在十里时曾带领造反派对他开过多次批判会，秋后在英庄公社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会上，他特别表扬了我们二队，说我生产搞得好。
生产队就是个大家庭，队长要把全队的吃喝拉撒都装在心上，东家要盖屋了，西家娶儿媳，连老人去世也离不开生产队。对那些盖新房的要安排好哪家先盖那家后盖，先提前做好计划。那年夏季雨水特大，伊树钱和几家社员的房子几乎泡在水里，我和大家一连守了几天。伊树钱家的东屋山墙被雨水淋倒了，幸亏在白天没砸着他们。我带人在大雨中帮他搬家，生产队的事把我操劳的果真瘦了。有人说能干得了公社书记不一定能干得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凡事都必躬亲，吃苦受累是家常便饭。
在这里说个笑话吧，想起十八岁那年我和玉华、振忠三人在张店二马路碰到一位相面的先生，那人正夸夸其谈，引的周边围了不少的人看热闹，我们三人正听得上瘾，那相面的老先生把话题一下转到我身上了。说我到二十九、三十岁那两年有两位大贵人相助，跺跺脚四下里也晃闪。这一面不要紧，这是吉卦，把我口袋的钱全掏光了。说来也巧，我当队长时正是二十九、三十岁那两年，两位大贵人相助就应在廷选、成文两位党员身上了，一切应验了那相面先生之说。看来我一生的造化就只是个生产队长。哈哈！这也太没多大的出息吧 ！
干什么事都得出在年轻，年轻时能闯、能拼，敢想、敢干，脑子又灵，也不怕事。想想当队长那时，一队和三队都是老队长，生产倒是经验丰富了，可怎么也赶不上我们，他们也跟在后边学，可就是不灵。凡事不是硬拼的，要用智，要会计算。生产和经营是一回事，要从细处着手，大处着眼。天下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些事不是学得，全凭自己脑子出，全凭自己的悟性。悟就是一条道，悟就能悟出智慧。人的一生就是悟的一生，就是在无形中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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