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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的“妖怪”观念
与春秋时代相比，战国时代的思想显得更为多元、自由而混杂。在这个时期，诸子之学蓬勃兴起，各类的神怪传闻、迷信思想也在春秋时代的基础上更为广泛地流传，也更为丰富、繁杂了。在这一时期，信奉“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逐渐崛起，邹衍创立了他的“五德终始说”，《山海经》则记录了甚多的远国异民、怪木奇兽等长期在民间流行的神怪奇闻。
在这种神怪传闻空前炽盛的环境里，“妖怪”的概念也相应地带上了更多怪奇灵异的特性。与春秋时代相较，各类的妖怪故事也大大地丰富化、多样化了。
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妖怪”之观念与西周、春秋时代的“妖怪”观念相比，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在多数情况下，它所指代的，仍然为一种具有预兆性的怪异现象。如《荀子·王制篇》就说道：“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禳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可见，“妖”仍与吉凶、卜筮之事有密切联系。又《战国策·楚策四》“庄辛说楚襄王”条云：
庄辛谓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妖祥乎？”庄辛曰：“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避于赵，淹留以观之。”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
这里，“妖祥”一词也有着对未来吉凶的预测的含义。不过这种预测或许不是很准，所以庄辛才用“必然”一词来与之对应。在这个时代，“天人感应”之说进一步发展；“妖由人兴”之观念也更为深入人心。这些趋向在当时的表现，便是各类的“灾异”与“符命”的说法。随着神怪之说的风行，社会上便出现了大量的侈谈妖孽、灾异，以及符命、祥瑞的传闻。
例如，《竹书纪年》一书中，即记有如“天有妖孽，十日并出”“有兔舞于镐京”“有马化为人”等预示未来社会变动的“妖孽”传闻。《墨子》一书中，也载有如“雨血”“龙生庙”“夏冰”等兆示灾变的种种妖异现象。此时，人们纷纷以这一类的妖祥之言，来耸人听闻，制造事端，以至于战国时的政治人物，如魏文侯之相李悝还专门制定了“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诸诈为瑞应者徙二年”的惩戒法令。
因为所谓的符瑞、灾异之说核心的内容仍是“天人感应”的观念，所以，它们也与“妖祥”有着相当深的联系。“符瑞”即一种预示吉利之“祥”，“灾异”则主要通过“妖”来体现。随着符瑞、灾异之说的大量增多与逐渐被一些史书、子书集中地收录起来，这样一些带有预示意义的妖怪故事，也渐而呈现出一种哲理化与系统化的倾向。
如果我们将此时妖怪故事之哲理化、系统化的倾向综合起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时代“妖怪”的概念与汉代班固的《汉书·五行志》中的“妖怪”观念更为接近了：《五行志》以“五行”的失序来说明天地间妖怪的产生，也应该是一种对妖怪观念的抽象化的解释；同时，它又按照木、金、火、水、土的顺序来依次列举各种灾异之变，与本文按云、日、月、星气等物来分别叙述，也甚为相似。从这两种倾向来看，《吕氏春秋·季夏纪·明理篇》正是《汉书·五行志》的先声。
除了哲理化、系统化的倾向外，在此时的“妖怪”队伍之中，还出现了一大批动物、植物性妖怪。我们已经知道，西周、春秋时代的所谓“妖”，大半指的是一些如星辰、日月、梦幻等无生命的，预示性的事物。然而，到了战国时期，许多的“妖”象，则表现在了有着生命活力的动植物，乃至人身上。
如《竹书纪年》一书中便记载了大量的动物性或与人相联系的“妖”，像十日并出、兔舞于镐京、马化为人，等等；又比如在我们上面所引用的《吕氏春秋·季夏纪·明理篇》中，除了日月星辰这些反常的妖异，还有像菟生雉、雉生晏鸟、螟集其国、游蛇、马牛言、犬彘相连、狼入于国、人自天降市、舞鸱、行飞马、生角雄鸡、豕生狗等与动植物相关的妖怪。这些有生命的“妖”的大量出现，说明此时“妖怪”的范围已越来越大，关于“妖怪”的传闻也越来越丰富与流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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