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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保姆的文学梦
米来福
4月刚刚开始,梦云就在平凉老家待不住了,心里像有一股隐隐的火灼烤着,她从堂屋走到柴房,又从院坝回到灶头,走走停停,坐立不安。
其实过完年她就想回北京,但那时疫情形势还不明朗,她担心进不了雇主的小区。3月份,雇主委婉地告诉她,他们夫妻俩现在都在家办公,工资减半,孩子马上也能上幼儿园了。她一听就明白,这份做了3年的住家保姆工作,没有了。
从过年回老家算起,两个多月过去了,她觉得自己在家坐吃山空。这些年她已经习惯了不停干活、攒钱的节奏。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右手臂的骨头反而开始麻麻地疼,这是长期抱孩子造成的劳损,左腿膝盖也隐隐不舒服,就连右边的槽牙也掉落了一颗。工厂里鸣转的机器一旦停下来就容易出问题,人也是这样。
更让她受不了的是周围的气氛。年前,她拖了个塞得满满的箱子回到家,婆婆和丈夫凑过来看是什么好东西,谁知大半个箱子都是书。婆婆“唉”一声走开了,仿佛是刮开彩票后看到“谢谢”。丈夫则从鼻孔里放出嗤笑的粗气:“你说你把这些没用的玩意儿带回来干啥?不嫌沉吗?”
梦云试图跟他解释:她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专门由打工者组成的文学小组,每周都有大学老师、作家、编辑来给他们做讲座,还有北大的老师呢!你知道北大吗?咱们市每年高考能有几个考上北大?在他们的鼓励下,梦云也开始提起笔写自己的故事,有的还在文学小组的公众号上发表了。这些书都是老师们送给她的,她平时太累了,时时刻刻要顾着孩子和家务,没有时间看,但她一定要把它们带回来,她相信自己老了以后会在家把这些书看完的。
丈夫咂摸着“北大”两个字,他当然知道北大,但这两个字从妻子嘴里说出来,就觉得像是赝品。梦云有时候在家无事,拿出稿纸想写几个字,家里亲戚们看了就笑:“哟,你真的要当作家了?”丈夫便跟着他们一起笑,笑得更夸张,和众人站在一起,增加了他嘲笑梦云的底气。
3月末,儿子带回来一个好消息:交了几年的女友终于同意年底结婚了。两边谈了几次,女方家的最低条件是男方要拿出20万,用作在市里买房的首付。
梦云一家人默默垂首。儿子今年30岁,是村里年纪最大的单身汉。这些年,平凉农村里结婚单是彩礼都得20多万,买房的钱另算。梦云觉得未来的亲家已经足够仁厚,思来想去,事不宜迟,她应该尽快回北京找工作。
丈夫劝她现在不要出门,说这些年她给家里攒了些钱,实在凑不够,去亲戚朋友家四处借借。梦云摇摇头,结婚是终身大事,钱不能一分一分地掰着算,不得给人家闺女买点首饰衣裳?疫情搞得各家现在都很难,谁愿意一下子拿出几万块钱借给穷亲戚呢?再说了,借来的终归是要还的。
丈夫叹了一口气,他坐在春天温热的阳光里,把假肢取下来,好让那已经磨破的腿透透气,稀疏的头发有气无力地搭在他的前额上。他年纪大了,即使有时候对梦云骂骂咧咧几句,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气势汹汹,动作和声音里都透出衰颓的意味。
“梦云”是她给自己取的笔名,她原来的名字有些土气,年轻的时候看琼瑶小说,里面的女主人公都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名字像一道护身符,得到这种名字的女人好像就拥有了幻想和爱情的特权。她羡慕这样的名字,想自己从小就爱做梦,就叫梦云吧。
她生来个子高,上初中时个子就长到了1米7,像田地里一株发育异常的稗草,不是女孩子该有的样子。村里人在背后议论她的高个儿、男人婆、丑,仿佛她得了某种怪病,或者她的个头是从哪里偷来的。她不愿意被人指指点点,走路的时候便故意弓着身子,似乎这样就能把自己往身体里塞回一截。
梦云有些文艺天赋。她爱看书,村里能捡到的故事书她看了个遍；她去村里看坝坝电影(露天电影),主题歌听一遍就学会了,看完回家时都是一路唱着主题歌回去的；她也喜欢跳舞,电视里有什么舞蹈动作,她只要抬抬腿、动动手就能学个八九分像。有时候她会一个人偷偷对着家里的镜子唱歌跳舞,只有在那时候,她才惊异地发现,自己挺着脖子的样子其实蛮漂亮。
结婚时,婆家给娘家送了1600元的彩礼,是当时全村最高的。既然人家花了钱,梦云觉得自己就是婆家的人了。她一天到晚在田地里挣不到什么钱,吃喝用度都要看丈夫脸色,哪怕来月经了,花5分钱买卫生纸都要丈夫心情好才能要到,她就愈发唯唯诺诺起来。
那些年梦云挨过很多次打,最凶的一次导致她右耳耳膜穿孔,现在她右耳听力都有点问题,在人多嘈杂的地方会突然听不见。梦云当时觉得丈夫挺过分的,但如果离开丈夫,她又能去哪里呢?而且村里那么多女人都挨打,经常被打得头破血流,相比之下,丈夫下手还算是轻的,何况,他还养活着这个家,总的来说,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2007年,正当盛年的丈夫因车祸导致左腿截肢,从此无法再干重活。
梦云要跟着村里的人外出打工,丈夫起先不同意,他骂梦云“眼见他残废了,就要去城里找野男人”,嘴里就一直没干净过。直到婆婆都听不下去了,问他“儿女上学的钱怎么办”、有没有“给我养老送终的棺材钱”时,丈夫才不说话了。
那几年,梦云辗转兰州、银川、呼和浩特等地。丈夫的脾气越来越差,每次她回家,丈夫都要厉声质问她“是不是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好了”。看到她委屈流泪,他又会过来给她捏肩膀、捏背。其实她知道,丈夫出事后内心郁闷憋屈,像一头失去牙齿、被关在笼子里的猛兽,既想继续保持往日的威严,心底又害怕自己会被抛弃,才会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试探她的反应。有一次,丈夫抽着烟闷闷地对梦云说,他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一个人把别人打耳膜穿孔了,判了3年刑,他才知道这是犯法的,以前不应该打她。她听到这话就放声大哭起来。
2017年,梦云托熟人给丈夫找了份在县城看大门的活儿,自己则坐了18个小时的大巴来到北京,成为一名住家保姆。
来北京的目的只有一个:这里的工资是原来的两到三倍。那一年,她已经49岁了。
原来的中介还没复工,但家政群里三天两头会弹出“北京阿姨急招”的消息。一个姐妹向梦云推荐了另一家在东边的中介,她想,疫情之后好多阿姨在外地没法回京,需求量肯定大,自己又有经验,天无绝人之路,心一横,拖着箱子就从家里走了。
她先去之前的雇主家收拾东西。那个小男孩开门一看见她,就扑到她身上:“阿姨,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呀?”孩子从出生起,她一直带到3岁,有感情了。
丈夫再不会对她动手了,他知道家暴也是犯法的,何况梦云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腰板自然硬朗了起来。
丈夫在县城看大门,像一台默默无言的摄像仪器,记录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有一次他慨然对梦云说:“城里的女人,可真不得了,个个都要穿名牌用名牌,女人买不起就破口大骂,把男人骂得跟丧家犬似的。”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似的:“我就想啊,我媳妇这么漂亮,这么能干,我以前还打骂她,我可真不是个东西。”
但脾气一上来,他还是会把自己那些掏心窝的话抛在一边,忍不住冲梦云破口大骂。梦云却不再是以前那个唯唯诺诺的胆小鬼了,她的神经变得强壮,她已经完全自信,即使离开丈夫也能养活自己,心里便对他不再畏惧,反倒是丈夫害怕她会离婚。有了这样的底气,丈夫咒骂的时候她就像没听见,一边干着家务活儿,一边心里还唱着歌,而她越是表现得满不在乎,丈夫就越生气,这甚至会让她产生逗逗他的想法。
她也学会了反驳。丈夫说她举止“不像个大人”,50多岁的人了,脑子里还成天想些不切实际的事。她就说:“不像大人也没什么不好。像小孩哪里不好?坏事都是大人干的,你看那些贪官污吏、强奸幼女,哪一个不是大人干的?”丈夫说不过她,只得恨恨地嘀咕一句:“神经病。”
然而北京在给予梦云信心和风光的同时,又会在她最跃跃欲试的时候给她当头一棒。在她当过主持人后,身边的人都纷纷对她说,凭她的条件,她可以去当老年模特。说的人多了,她便悄悄动了心。也是一个周六,她查到昌平一家公司要举行老年模特大赛初选,便交了几百块报名费去参加。平时,她连一个水果也舍不得买给自己吃,那几百块是这几年来她花在自己身上最大的一笔开销。
现场有不少和她年纪相仿的中老年妇女,不少人看起来条件并没有她好。但当她们打开自己手上的皮箱,从中拿出款式精致的旗袍、林林总总的化妆用品、7厘米的细高跟鞋,立刻便有一道光环从她们身上散发出来。一道无形的高墙在梦云和这些拿退休金的老太太之间竖起,她只是穿着5年前女儿给她买的一条白色绣花纱裙——她最拿得出手的一套衣服,当主持人的时候也穿的这套——脚上蹬着一双发旧的平底帆布鞋,但她还是硬着头皮,在评委异样的目光中,到T台上走了一遭。
在回去的地铁上,梦云挤在人群中间想,从事任何一项文艺活动都需要长期的金钱和精力投入,对她这种年纪和背景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实,但她必须要承认啊。如果想写出好文章,就需要长期的阅读和练笔；如果想跳舞或成为模特,专业的配备和练习必不可少。或许作为一个阿姨,她能写文章、唱歌跳舞、当主持人便能够让一些人惊奇,但这些惊奇和赞许中都包含着别有意味的宽容,因为她是阿姨才有的宽容。
那年回家过完春节,走的时候,丈夫把她送到了西安。
离火车开车还有大半天,丈夫说:“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去哪里玩过,去看看古城楼吧。”买票的时候,丈夫听说两个人门票要100多,手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丈夫戴着假肢,走路不快,两个人在城楼上慢吞吞地挪着,不像来旅游,倒像是长途跋涉迷路了。丈夫说:“来西安好多次了,这还是第一次上城楼。”梦云说:“我也知道,你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让我有个念想。”丈夫又说:“你在外面,受苦受累了。”
梦云想,从这城楼修建起到现在,不知多少人生生死死,但自己现在就和丈夫在一起,这就是冥冥中的“缘分”吧。北京曾让自己见到希望和荣光,但那终究不属于自己；不管丈夫以前对自己怎样,他却是实实在在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他们这辈子已经裹在一起了。
从城楼上下来,他们便道别了。一个去火车站,一个回家。梦云回过头去看,丈夫慢慢挪着腿混入人来人往之中,一股热流在她心里涌动。她坐上火车,写了几句诗:
看着你渐渐远去的背影
稍微带着一点儿蹒跚
泪水忍不住流下我的脸颊
西安的古城楼真长啊
长得我俩半天都走不到头
……
自己写的这些比不上专业作家,但梦云依然很珍视。她发给丈夫,丈夫破天荒地没有讽刺她“幼稚”“写些没用的东西”,而是说“写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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