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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7日，叶芳起义，温州城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温州人胡景瑊因为任我方首席代表参与和平谈判而被载入温州和平解放的史册。
68年过去，参与这段历史的老人已经寥寥。我拜访了胡景瑊的胞弟胡景濂，通过他的回忆，让今天的人们能够记取历史，珍惜当下。
胡景濂居住在蒲鞋市住宅区一处简陋的平房内，已经96岁高龄，仍然思维清晰，能言善谈。他回忆的是个人的峥嵘岁月，但折射出的是一代热血青年的家国情怀、报国斗志。
哥哥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家庭的环境，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在与胡景濂的长谈中，他总是提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大哥。在市区小高桥胡宅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但随着日寇入侵，这个革命家庭里的革命火种点燃，于是，胡景濂从认识革命，到决心革命，最终投身革命，展开了他个人的革命生涯。
“我出生于名门望族，又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家庭。祖辈不仅是温州城内的名医，而且是晚清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的追随者，并与陈虬、姚广福（同盟会成员）等社会名流沾亲带故、渊源颇深。父亲留洋归来，在大学任教，不幸英年早逝；母亲姚平子为上个世纪20年代中共早期党员，是温州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之一；比我大5岁的长兄胡景瑊念中学时，就成为温州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领袖。因此，我从小深受革命爱国主义与革命思想的熏陶，决心好好读书，学本领，长知识，做一个爱国青年，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九·一八’事变后，1934年我从小学毕业后，随母到上海，就读于泉漳中学。1936年大哥景瑊在温州闹学潮，被当局驱逐出温，即来沪。大哥在上海也坚持革命，他还带我一起参加了‘五一’反日示威大游行。我们一路上拿着小红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从东三省滚回去’等口号。后来游行队伍遭到大批军警的阻挠，他们用警棍、水枪驱散游行队伍，大哥急忙一边护着我，一边组织指挥迅速撤离……经历了这次游行，我又一次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实践。”
“后来，在外面兜兜转转了多年，我决心投奔共产党，参加解放战争后，我于1946年回到温州。又是经景瑊大哥与月华嫂子介绍，我参加了浙南游击队，并于1947年3月光荣地加入中共组织。我留在首长龙跃身边，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那就是胆大不怕掉脑袋，为游击队到上海采购进步书籍、到温州和江苏丹阳采购枪支弹药与军事器材，我还会修理无线电，为革命队伍装备现代化通讯设备，就这样，我一直战斗到温州和平解放。”
我经历了曲折的革命道路
谈到自己的革命道路，胡景濂用了曲折来形容。虽然他一心想追随大哥胡景瑊的脚步，但当时的环境并不容许，为了抗战，他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但他一直身在曹营心在汉，心心念念的还是革命思想。思想上“开小差”，使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令他最终被国民党关押。出狱后，他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与自己的大哥并肩作战。几个小时的访谈，让我意识到早期的共产党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与选择，胡景濂代表的是真实的、是坚强的、是勇敢的一代热血青年。
“1937年，我初中毕业刚考完高中，与同学相约到南京旅游，北平传来了‘卢沟桥事变’的枪声之后，上海突发了‘八·一三’事变，淞沪中日激战，回不去上海。当时我血气方刚，一心想当兵抗日。滞留南京时，巧遇泉漳中学老校长陈君文（原黄埔军较上校教官），在他的引荐介绍下，我与5名同学一起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成为第十四期步科生。南京沦陷前，学校迁武汉，后又移至重庆。学习期间，大哥景瑊一直与我保持联系，时常来信勉励我：‘认真学习和训练，做一个爱国军人，绝不能做反动派镇压人民群众的工具……’”
“两年后，我提前毕业，留校当教员，任入伍生总队少尉班长。当时日军大举侵华，日寇飞机在我国狂轰滥炸，我无比愤懑，恨不得抓紧也能飞上蓝天，痛揍日本‘飞贼’。我获悉重庆铜梁空军飞行学校招生，于是偷偷赶去报考，结果一考就中，原军校也未责怪我‘开小差’，我终于梦想成真。我们学的歼击机飞行技术，要求很高，训练科目特别多，1939年一起入学有300名同学，四年毕业，只剩83名。但大家的素质较硬，旋即被派遣到新疆伊宁空军教导队，接受苏联支援的一批战斗机，并接受专门飞行培训。”
“在新疆，我们组织了飞行读书会，阅读一些进步书籍，由于不满上司的某些粗暴做法，曾发生罢课、集会抗议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监视，将我与23名战友作为‘异党分子’长驱数千里，押送至重庆五云山，关进‘战时青年训导团’。其实这实为关押中共与民主党派人士等要犯的集中营。有幸的是，我在此结识了知名爱国民主人士萨空了先生，我俩同居一室，得知我哥在上海避难时，曾多次向萨先生创办的《立报》投稿，为萨所赏识。我作为景瑊胞弟，也备受他关照。”
“1945年，日本投降，国共签订‘双十协议’后，我与萨先生获得自由。萨先生与中共领导人王若飞联系，准备送我去延安，谁料，王若飞、博古等人飞机失事，我的美好愿望落空。我于是决定返温，去寻找失去联系多年的大哥，投奔革命。最终在浙南游击纵队特委工作，在山里打游击，首长龙跃说：‘我相信你们几个兄弟，能够好好地干革命。’”
铭记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
胡景濂的记忆打开，各种经历纷至沓来，他沉湎在自己的往事里。说过去，都是云淡风轻，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从他的双眸里，我已经很难找到他的喜怒与哀乐了。96年的风风雨雨，他做过胆大包天的事情很多——只身拎着装有机关枪的箱包从敌人眼皮底下逃走、和特务周旋营救了地下交通员阿尧、潜回温州发现自家门口被特务包围……他受过的委屈事情也很多——成为“异党分子”被国民党当局关押、“肃反”时被审查是否有通敌嫌疑、老伴王瑞庆甚至被关到监狱里……他自叹连孩子都跟着吃过苦头，但他跟我提得最多的，还是让自己开心与骄傲的经历。
“温州和平解放，我是参加了宣传队到了温州城。宣传队有70多人，住华大利楼上，我还演过戏，扮演《打渔杀家》里的‘大地主’。后来我跟着第一支队解放福建。龙跃首长知道我原是国民党部队的飞行员，他说你还是回到空军去。1949年8月，龙跃首长写信给南京军区司令员粟裕，我就拿着信先去杭州报到。信我不敢亲自送给粟裕首长，是让别人转交的。上级党组织得知我的情况，立即通知我去上海华东军区航空处报到，旋即调任到北京空军训练部飞行科任参谋。1949年10月1日，我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担任阅兵式空军大队机群的地面指挥联系工作。当时我用无线电指挥机群。参加开国大典工作，是我光荣的历史。”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我先后在北京、牡丹江等航校以及空军基地，历任飞行参谋、教练、中队长、大队长、领航主任等职。刚开始，苏联援建我们成立了6个航校，我在第六航校，1950年3月，我担任了飞行教官，第1期带了8个学员，一共带了5期。我也算是桃李满天下，一到教师节，现在还有学员打电话来问候。我53岁停飞，1978年因飞行超龄转业。当时，我只要求回到温州，可以不问职位、不问单位。终于我回到家乡，担任温州气象台副台长、党支部书记。我这一辈子，总算把自己在抗战时期所学过的飞行技术贡献给党与人民，为人民空军忠诚服务了三十个春秋，这也是我人生莫大的欣慰。”
文/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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