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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对外关系可谓源远流长。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外交活动，却是从汉代开始的。两汉时期，中国第一次打开大门与外界发生外交关系，中国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外交。自从"张骞凿空"、"开外国道" ，中国古代外交突破了本土和东亚两汉时期对外关系出现高潮，并非偶然，它既是东西方需求加强联系的产物，更是中国本身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张骞、班超通西域和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两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这和张骞通西域相关。而张骞通西域，又和汉武帝时抗击匈奴侵扰，企图"断匈奴右臂"有密切关系。秦汉之际，匈奴在冒顿单于领导下，力量迅速发展。汉初，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基本上是采取防御战略，未能积极出击。武帝即位时，汉朝经过近60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军事力量也得到了加强。武帝决心改变妥协政策，反击在当时仍"数为边害"的匈奴。
争取当时在西域势力较强、并和匈奴有矛盾的月氏和乌孙，从而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正是在此情况下，公元前139年(武帝建元二年)，张骞应汉武帝招募第一次出使西域。率领甘父等一百多人，从长安出发，经陕西至陇西(今甘肃境内)向西进发，不久即被匈奴所俘。匈奴单于拘留张骞后，企图诱使其投降，故为他娶妻成家。但张骞坚贞不屈，虽被软禁，却一直伺机逃脱，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长达十余年，行程万余里，虽然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东汉初年，匈奴贵族势力恢复强盛，征服了曾是西汉统属的西域大部地区，著名的丝绸之路也被折断，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交往受到阻隔。当时西域有50多个小国，因不堪匈奴欺压，曾多次遣使要求东汉派都护前往保护西域诸国。公元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汉明帝令窦固率军，分道出塞，击败北匈奴。战后，东汉派遣参加这次出征并建立战功的班超，率36名吏士出使西域。班超一行首先到达善，鄯善王礼敬甚备，但几日后匈奴使节也率百余人到来，鄯善王对班超渐怠慢疏远。
班超察知其情，乘夜火攻匈奴使者，并把他们杀死，鄯善王慑威降服。次年春，班超到达疏勒，派部众攻杀匈奴贵族扶植疏勒王龟兹人兜题，得到了疏勒人民的拥护。公元75年，匈奴2万多骑兵与焉耆、龟兹等攻打汉西域都护。尽管由于章帝新立，朝廷没有能派遣大量军队支援班超。但班超发挥自己的优秀外交和军事才能，团结弱小，打击龟兹等国为匈奴贵族效力的上层分子。
公元89年(东汉永元元年)，汉和帝为最后平定北匈奴，命窦宪征伐。最后在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大破北匈奴，树碑而归。不久汉军又在哈密、车师大胜，迫使匈奴西徙。次年，大月氏(今中亚阿姆河流域)遗其副王谢统军7万，越过帕米尔高原企图与北道西域诸国联合消灭汉军，结果遭到迎头痛击。班超乘此时机，率军降服焉耆、龟兹、危须、尉犁等国。
至此，北道打通，西域50余国恢复了与汉通好关系。东汉政府以班超为西.后，政治势力继续向西扩展，与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安息(今伊朗)发生了外交关系。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由其驻西域的营部，派遣属吏甘英为使节聘问大秦(罗马)。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1.东西方通向印度航线的开辟
古代世界的航海术是在地中海东部、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西南角比较温暖和平静的海.上发展起来的。远在公元前2000 年，古苏美尔人的独木舟就行驶在两河流域，并从当时波斯湾驶向大海。埃及人民也具有悠久的航海历史，至今从埃及古老碑碣的浮雕上，还可看见远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带有桨橹的埃及木船。公元前2000年的腓尼基人也曾航行在地中海上，浮海到达北非，并建立起迦太基等殖民城市。
美国的海洋考古队曾从地中海打捞起一只属于公元前1400年的沉船，据说这只沉船上还装载有金属锭、陶器、玻璃制品、黄金、象牙等等商品。殷朝末年时，即有贵族箕子率领殷民浮海到达朝鲜。汉初，又有故燕将卫满再次率领燕民渡海朝鲜灭掉箕氏，建立了卫氏政权。汉代造船水平和航海技术进一一步提高，已能建造像楼船那样的巨舶。
当然，由于当时航海技术的限制，低下的航海水平难以承担起远洋航行中所遇到的种种风险，直到公元一世纪以前，实际往返于印度的东西方船舶为数有限。古代帆船航行于茫茫大海中难辨东西，随风飘流，不仅经常会遭到飓风的袭击，而且随时有受到海盗劫掠的危险。
2.东西方的直接通航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从公元一世纪开始，航海史上一个重要变化是人们对季候风的普遍掌握和认识。由于长年的航海经验积累，终于在公元74年认识到了利用季候风航行，因而，"后来在上古社会中，人们就把印度洋季风海流叫作伊巴露斯风。此后，人们对于季候风认识才得到普遍推广"和利用。这不仅大大加快东西方航行的速度，也减少了在航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
因此，对于季候风的掌握和利用，无疑是人类航海事业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同时，从公元一-世纪开始，东西方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国，开始进入东汉王朝时期。而其时的罗马，也正当由共和制转变为帝国时期。由于这两个强大国家经济的繁荣和兴盛，彼此间需要加强交往和联系。因此从公元一世纪起，东西方之间的海陆交通都有所发展。
东汉初期，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说明当时印度以西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相当繁荣。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海上交往也不断加强。从东汉开始，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往也更加密切。总之，从公元一世纪后，往来于印度半岛东西航线上的中外船只日益增多，东西方之间交往更加频繁，不管罗马或中国，都极力想通过海上发生联系。
但其时安息强大，成为中国和罗马陆路交通中一大阻碍。东汉和帝时，班超即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当其行至条支(今伊拉克)面临大海(波期湾)时却被船人所阻，实际上从条支到罗马有条取道美索布达米亚的商道，不必渡海。 然而安息商人为了独占"丝路"的中转贸易，对甘英故弄玄虚，使其知难而退。为了摆脱安息阻碍，西方的罗马也力图要从海上和中国发生直接交往。大约从公元二世纪初期起，罗马船只已越过印度洋而进入南海。
两汉外交机构的建立
中国古代外交事务与民族事务并无严格区分。《尚书● 洪范》记载，我国早在商代就设有"宾"这一-官职，掌管外交、民族事务。汉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打开通向世界的大门，两汉期间，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大体完备、粗具规模的专职外交机构体系。汉代外交管理机构，分为专制机构和关涉机构两类。
前者指以外交工作为主要职能的机构，有诸卿系统的大鸿和尚书系统的主客曹;后者指在外交工作运转过程中起协调、配合作用的有关机构，散见于自中央到地方各部门。当然，所谓专职只是相对而言，两个机构工作内容还包括民族事务和封国王侯事务，但外交是其主要职能，或者说他们承担的外交事务最为集中。
中央外交专职机构在中国古代，长官官名往往同时又是机构名称。先秦各王朝中央外交民族事务官员主要有商朝的宾、西周的大行人及其属官以及春秋战国时各国设置的大行人、行人、主客等。秦始皇统一官制， 由九卿之一的典客执掌外交事务和接待地方各还设有专掌秦朝附庸国事务的典属国。汉初沿置，成帝时并入大鸿胪。两汉时尚书四曹之一的客曹主要负责边疆少数民族事务。东汉光武帝时，又将客曹分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
1.大鸿及其外交职能
诸卿之一的大鸿是两汉时期最主要的外交主管机构。大鸿胪设正副长官，正长官为卿，副长官为丞。其基本工作是负责礼宾，对象有四:诸侯，郡国计吏，少数民族，外国人。而其主要职能则是掌管"归义蛮夷"，就是外交事务。
2.尚书主客曹及其外交职能
主客曹，也叫客曹，是尚书中的一个分支，也是汉代又一个重要的专职外交管理机构。"尚" 乃主管之意，尚书就是主管文书的意思。西汉初期尚书权利不大，汉武帝"游宴后庭"而又总揽大权，因而信用近臣，尚书逐渐崭露头角。西汉时尚书机构比较简单，及至东汉时，由于尚书职事逐渐增加，机构随之复杂，需要分曹理事。由于尚书原是主管文书的近臣，两汉时期主客曹对于外交事务的管理也是在此基础上体现的，主要是在于外交政令方面，即有关诏令之起草和颁行，以及有关文书档案的收藏管理。
汉代外交关涉机构1.中央外交关涉机构
(1)大司农
大司农也属于九卿之一。秦朝称治粟内使，西汉景帝改称大农令，武帝更名为大司农，东汉保留这一机构。其主要职责为"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国"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外交赏赐就是"军国之用"的范畴。大司农与外交、民族事务的关系，主要是钱谷财物的拨付。赏赐财物是两汉外交的经常使用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数量巨大。凡是外交民族、事务需要动用财物，均有大司农负责调配。
(2)谒者台
西汉时谒者为郎中令属官，东汉时单列，与尚书、御史并称"三台"。以谒者仆射一人主事，下属谒者三十人， 分别为给事谒者、灌谒者等。掌宾赞受事，及上章报问。基本上属于礼仪之官，经常性的任务是迎送侍子和使节，有时候还相当繁忙。
(3)符节令
西汉少府属官有符节，设令、丞掌管其事。东汉时已经单列符节台，设符节令一人"主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属官有掌符玺郎中四人。其主要外交职责在两方面:一是掌管外事印玺。二是掌管使者旌节。两汉时期使者出使都要授予节，作为授予权力的凭证和象征。
2.地方行政与边防机构的外交职能
(1)缘边州郡
边郡与内地州郡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除了具有一般的军政大权外，还担负着军事和外交的重任。缘边州郡处于双方往来和角逐第一线，在外交上具有重要意义。
(2)边防关塞
边防关塞是缘边州郡之下的军事据点。秦汉在扼要之地设关置卡，" 如遇险要地区，设有障、塞，大者日障，小者日塞，并置有障尉、塞尉。"这里既是边防要地，又是外交往来的通道，更是缘边州郡的神经末梢，所以也具有一定外交职能。与其有关的外交事务和缘边州郡类似，也有接待来使、文书;接转口信;接转奉献;供应使节;接受降附;提供会谈、交接场所等，只是权限可能要小得多。
3.边境镇抚机构
商、周实行分封制，当时受命镇抚边境臣服部落的长官，主要是分封在边地的诸侯王。汉代边境的镇抚机构则起源于担负临时出使任务的使者。汉武帝时，始派近侍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事毕即罢。西汉神爵三年(前59年)，初置西域都护，为骑都尉、谏大夫使护西域三十六国者的加官。他们管理和联系的地区、政权相当繁多，在一定意义上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使节。
后记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发生具有历史意义转变的一个历史转折点，统一的版图和统一的政权成为中华民族主流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虽经历史风雨吹打却愈见强盛;以儒家文化为主，杂糅佛、法、道为一炉的国家意识形态正式确立，并流传后世绵延不绝。两汉时期，更是中国古代外交的分水岭。从此中国古代外交才从封闭的先秦时期步入开放的、世界化的新境界，真正具有了国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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