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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晋国设立郡县以便统治，晋文化考古概述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相互兼并，晋国成为五霸之一，不只消灭了周围的诸多小国，还兼并了早在商周之际就游牧于晋中、晋西北的戎狄部落进入极盛时期，领有今山西中南部和河北、河南、陕西的一部分地区。为了巩固统治，晋国在边僻之地设郡，在内地置县，当时有县50多个，《左传》载有县名的12个，即平陵(文水)、瓜衍(孝义，一说汾阳)、涂水(榆次)、箕(太谷)、祁(祁县)、邬(介休)、铜龌(沁县)、平阳(临汾)、杨氏(洪洞)、马首(寿阳)、梗阳(清徐)、盂(阳曲大盂)、这是我国划分地方行政单位之始。郡较县虽面积大，但地位低于县，所以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到战国时期才在边地郡下开始设县，产生郡县两级。秦统一六国后，正式确立了郡具制。三家分晋后，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山西南部地区分属韩、魏两国；中北部地区隶属赵国(韩魏迁都河南后，赵国版图向南有所扩展)。今天我们对晋文化考古做一个简单的概述。
1985年11月初，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首次提出了“晋文化”考古这一学术命题。苏先生放眼全国，以其广博精深的学识把晋文化考古贯彻到他过去关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总体思想中去。他认为，“晋文化考古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三项内容：第一，作为中原地区古文化的一部分；第二，作为北方古文化的一部分；第三，作为北方、中原两大古文化的枢纽部分”。
他指出：“第应将分布于山西南部临汾地区的霍山至稷山间约百公里范围内的考古遗存作为一个专题—晋文化考古。第二，这专题可分两项：1陶寺—东许；2.曲村—侯马。前者是晋文化的原型(雏形)；后者是晋文化的主体。第三，前后两项并非互不联贯，同样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有学者认为：“所谓晋文化，我们认为应把它看作是一个区域考古学文化，是有它的时空概念的。在空间上是以周初叔虞封于唐地(山西省晋南地区)为中心，尔后向四面八方发展扩大的。就时间概念上来看，是以周初经春秋而终于战国末年。究其渊源是由当地土著二里头阶段及其源头龙山文化而来的。”也有学者认为：“严格地讲，晋文化的年代就是晋国存在的年代，其上下限应以叔虞被封和桓公被废为标志。”广义地说，三晋文化也属晋文化。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把晋文化的下限断在三晋最后一家被亡之年—公元前225年。
1994年8月，苏秉琦先生在《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上对“晋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作了精辟的概括：“晋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坐标已可标示出来了。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大约相当距今4500-2500年间的山西南部，从最初把‘中国’作为政治实体名词发展到成为北方(中原)一霸，占了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近半。”山西自汉代开始不断有晋国青铜器出土，虽不是正式考古发掘，但对晋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马剑东先生《晋国青铜器举要》书中收录汉以来有著录的如下晋器：
(一)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汾阴县(今属万荣县)出土“禹鼎(一说周鼎)，武帝派人把鼎迎回宫，并改年号“元鼎”。元鼎四年(前113)正式在这里建中国最早的后土祠。从汉代开始至清代，这里不断有青铜器出土，如著名的素镈、吕钟、汾阴侯鼎、汾阴宫鼎等都出自这里。(二)据《永乐大典》收录的洪武《太原志·古迹·三交古墓》记载，在太原三交西汾水上曾出土战国时铜鼎10余件，钟与磬各数十件，鲜为人知。
(三)据光绪版《山西通志·金石记》记载，光绪丁亥年(1887)闻喜县南王村出土《父癸尊》和《驱卣》二器。同时出土的还有鼎1件、敦1件龙勺1件，均为商器。《父癸尊》铭文6字，释文是：“陬自作父癸尊”。《驱卣》器盖和器身均有同样的6字铭文，释文是：“驱作宝尊彝五”。“驱”是器主人的名字，“五”是次第号。(四)清同治初年，荣河县(今万荣县)后土祠黄河岸堤破溃，出土了许多青铜器。据凊昊大澂《愙斋集古录》记载，当时出土大小编钟12件，每件铭文相同，被定名为“郘钟”。实际今有14件著录，有铭文共87字(今人作86字)。铭文中的“郘”被认为是《左传》提到的晋吕甥之“吕”。另有郘大叔斧，现藏上海博物馆。有铭文3行11字，释文为：“大叔以新金为贰车之斧。”“贰车”，即副车。
(五)清同治年间，代州(今代县)蒙王村出土吴国《攻吴王鉴》，有铭文13字，释文为：“攻吴王大磔，择厥吉金自作御监。”1964年在原平县(今原平市)峙峪村出土过1件“吴王光剑”，铭文作“攻敌王光自作剑”。吴青铜器在晋地出土，为我们探讨两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物依据。(六)晋国青铜器有不少流往海外，如两把“吉日剑”、传为太原出土的《子作弄鸟尊》《智君子鉴》等。《子作弄鸟尊》有错金铭文“子作弄鸟4字，与1988年太原一电厂赵卿墓出土的鸟尊相呼应。同时，4字铭文的书体又与民国间出土的《智君子鉴》的书体酷似，人们便很自然地把太原晋阳赵氏、智氏联系在了一起。
以上无论是出土的，抑或传世的晋器，虽然有的流失海外，有的下落不明，但文献著录的这些珍贵的铭文，都是晋文化研究的重要佐证。还有齐、郑等国因战争失败而被迫送给晋国的传世重器，是研究晋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重要参考。新中国成立后，晋文化考古逐步展开，以侯马晋都“新田”、天马曲村遗址和北赵晋侯墓地等为重点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晋文化的面貌和坐标逐步清晰，其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地位之重要。各位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或是有什么看法，可以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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