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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 年,万达 30 年;元旦之后第三天,王思聪 30 岁。
过去的几年,他要么去三亚,要么包下马尔代夫的小岛,带着呼啦啦的一众人等,豪掷千金为自己庆生。 30 岁的他会像往年那样大张旗鼓,还是偃旗息鼓呢?几年前,王健林被问到人生最大的失败是什么,他回答:“工作太忙了,陪家人的时间太少。所以孩子跟妈妈比跟我更亲一些。”王思聪自己也说:“我的父亲对我确实特别宽容,除去老来得子(其实 34 岁根本不算老),这中间难免有些内疚之情,我算是父母创业的牺牲品。”
王思聪在出生的时候,王健林还是一名从部队转业的公务员——大连市西岗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儿子出生后不久,他就遇到一个冒险的机遇。当时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欠债 149 万元,公司濒临破产。西岗区政府为了甩掉这个烂摊子,领导表态:谁有本事把这个公司接了,把贷款还了,公司就给谁。
除了不安于现状的王健林,没人敢接盘。于是他成了公司总经理,这就是万达的前身。从此,王健林一心扑在事业上,不知疲倦、野心勃勃的他差不多一年工作 365 天。
儿子从五岁起,就由母亲陪着到国外念书。王思聪小学念的是新加坡富人区的一所普通公立学校,但是中学就进入了英国最古老、世界闻名的寄宿制贵族男校——温彻斯特公学。之后,王思聪就读于伦敦大学学院哲学系。
该校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出过 32 个诺贝尔奖得主,甘地、泰戈尔、伊藤博文都是他的校友,现在QS世界大学排名第七。所以,王思聪最气别人说他是靠钱毕业的:“老子学习那么努力,成绩特别好,居然说我的文凭是买的!”多年后,王健林对于让儿子从小留学有些后悔,“让他在国内读完初中或高中,再把他送到国外去,这样更合适。”
但王思聪自己却很庆幸一早就放养的生活,“我觉得要是十二三岁之后再出国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特别是成年之后。思想已经固化了,被中国的应试教育在思维上给压缩成这么一个状态了。”怎么一个状态?在BBC的《中国式教育》里,李老师对英国学生说:“你们在课堂上乱讲话,我眼睛瞪你们,你们一点都不收敛。中国学生不这样,我在中国的课堂上瞪我的学生,他们立马就老实了,他们明白我的意思。”
回国之后,王思聪更是把他的敢于表达带到网络上,在网红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他说,只要不做犯法的事情,剩下都是他的自由。父母的性格都会在孩子身上或多或少地显现。王健林虽然出生在四川,但行事作风却更像他后来长期生活的大东北:敢干敢为,也敢说,喜欢大场面、喜欢干大事,顺风时有些醉狂,逆风时断舍离也不低头。所以,他们父子都是高调之人。
不同的是,王健林喜欢展现自己的霸气,而学过哲学,对自己智商有些自负的王思聪则擅长炮轰别人,甚至拆自己老爸的台。虽然他自诩只是一个出名网友的调侃,但却给对方带来不少烦恼。不过细数又会发现,王思聪讽刺挖苦过的人,无论是名仕名流,还是娱乐明星,都是在有点“群众基础”上的表达,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钱的屌丝,把分寸拿捏得非常准确,既没给自身和万达造成负面影响,又塑造了一个“敢怒敢言真性情”的形象。无论何时何地,王思聪都绕不过一个“钱”字。虽然有时气愤自己的努力被金钱所掩盖,但是他也不讳言:“人要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我的优势就是有钱。”另一个 85 后富二代、拥有千亿身家的太平洋建设董事局主席严昊最近也因为总结自己的人生“生得好”三个字火了。
他们说出的这个现实,和2017年北京文科状元坦言的“农村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现在状元都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残酷事实一样。财富本身没有好坏,但它释放出来的魔力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却威力巨大,每个人情愿不情愿,都或深或浅地陷在其中。王思聪说,一直到十几岁,他才意识到家里已经有钱了。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万达开始进军商业地产, 2008 年总部从大连搬到北京。
从英国回来之后,由父亲资助,王思聪成立了普思资本做投资。兴趣是最好的导师。对于电竞的真爱,让他从 2011 年开始就往这个领域里砸钱,甚至有人说中国电竞行业是他一手“包养”大的。
这些年,从组建IG俱乐部到成立ACE联盟,从香蕉游戏到熊猫TV,从自己运营到投资整个产业链,从一个无人理睬的行业到建起一个电竞帝国,娱乐圈的“纪委书记”在这里变成“王校长”。电竞最后成为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运动项目。王思聪带火了一个产业,也让巨头资本看到风口纷纷介入,人力和运营成本这两年都在迅速增长,中小俱乐部濒临倒闭,他也面临着更大挑战。
除了游戏这样的泛娱乐项目外,普思的投资领域还有医疗健康、尖端科技、汽车交通、本地生活等等,甚至包括殡葬业,符合“积累经验、多交朋友”的学习之道。普思的投资方向和万达的“轻资产”发展方向重合度越来越高。泛娱乐的文化项目自不必说,电影和游戏本就是互通的,所以王思聪开始涉足影视,而万达也进入了游戏产业。
此外,万达商业、网络科技、大健康产业,都能在普思投资中看到相关项目。王健林之前说,未来接班的不一定是王思聪,还透露儿子对万达的重资产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像他那样活得太辛苦。
王思聪也说过,他还想趁年轻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未到他考虑这一问题的时候,如果真到了那一天,首先要看自己是否有能力把万达做得比一个职业经理人更好。
王思聪是一个防备之心非常重的人,也不会轻易把万达交到其他人手上。他曾提到老担心母亲林宁误交损友、乱买东西,“我要是说她朋友骗她投资什么的,她还不高兴,我还得哄她好几天……”王思聪更担心父亲“被骗”,当时王健林花重金招募了一批高管要让万达拥抱互联网和电商,但他认为这些人都是冲着王家的钱来的。后来,飞凡几番换将,但业绩却越来越惨淡,这对王健林来说,多少有点不听儿子言,吃亏在眼前的意思。
也许,王健林不担心儿子的经营管理能力,但对他的政治情商则是心里没谱。即使他这个每天都要阅读党政报刊、研究政策方针的老司机,也有一不小心的时候。何况于这个受西方教育长大的儿子呢?
万达已经割肉加速的转向“轻资产”。但是不甘低头、喜欢做大事的王健林最近又宣布了一个“小目标”,力争 10 年内将万达广场发展到 1000 家左右。且不说这代表平均每年要建 76 广场的飞奔速度,到哪里获得这么多投资和土地,单说中国的城市,直辖市、省会、地级市、县级市加在一起才六百多个,恐怕一些万达广场还要建到县城里去。因为要跨越十年,这些难题不仅是王健林的,也会是他接班人的,如果是王思聪,他会如何抉择和实施呢?没有人一出生就能站在跑道终点直接赢得比赛,总是要向前走或者向后退,所以只是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终点也可能不在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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