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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理州一个峡谷之中,开门对山,自古以来不少云龙人走出了大山,成了出类拔萃的人才20世纪20年代,在全国教育界出了名的王九龄,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位。人们之所以首先知道王九龄,大抵与鲁迅的《两地书》有关。事情的原委是,1924年,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这年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成立“临时执政府”。为了取得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支持,段祺瑞希望云南出一位教育总长,以虚张声势。
从各方面的条件看,王九龄当时最适合的人选就是时任云南省财政总长兼仕学馆副馆长的王九龄。1925年3月,王九龄走马上任。谁知在当时,北洋军阀政权的教育总长并非肥缺,相反是一蓬荆棘。此时,正值以北京女师大为首的学潮如火如茶,王九龄的上任立刻引起北京各学校师生的强烈反对。4月10日,因北京女师大校长事,许广平写信给鲁迅说:“此君(指王九龄)手里能够得个好校长么?”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对新来的总长印象还好,因此他在4月22日给许广平回信说:“由我看来,王九龄要好得多罢。
校长之事,部中毫无所闻,此人之来,以整顿教育自命,或当别有一反从前一切之新法(他是不满于今之学风的)。”这两封信,后来收入了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集《两地书》。椅子还没有坐暖和,由于不满于军阀的所作所为,王九龄愤而托辞离职回云南,由章世钊接替教育总长。第二年,北京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当然,王九龄之所以出名不仅仅是因为《两地书》。王九龄,字竹村,号梦菊,清光绪六年(1880年)出生在云龙县石门镇的一个贫寒家庭,幼年勤奋好学,但因家贫,无法读完私塾即回家务农,劳作之余自学不辍。年长,乡试中禀生。这时正值创立新学,他因成绩优异,被录入由五华书院改设的云南高等学堂,继而被清政府官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并担任云南留学生经理员。此时,王九龄接受了孙中山的进步思想,加入了同盟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王九龄回国,积极参与昆明人杨振鸿等组织的“兴汉会”,成为中坚力量。辛亥革命,民国建立,王九龄进云南省都督府先后供职于政务处和军事、外交、财政等司,任云南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司副司长。1912年,王九龄先后被任命为呈贡县知县和景东直隶厅厅长。1916~1919年,他与董泽一起第一次筹备东陆大学。1920年8月,任云南省造币厂厂长兼靖国军总司令部参议官、军法处长,这时,唐继尧回滇主政,东陆大学筹备再次启动,王九龄被推举为名誉校长。1922年,王九龄出任云南省禁烟局督办、靖国军军饷主任、省财政厅厅长、富滇银行总行长。这一年,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在上海成立各省代表联合办事处,王九龄与李雁宾作为云南省唐继尧的代表出席会议,参与倒曹(锟)吴(佩孚)事宜的商讨。
1923年,孙传芳、段祺瑞、张作霖代表与各省的代表在上海会谈,联名通电曹锟贿选。这一次,王九龄仍然作为云南省的代表出席。从段祺瑞执政府教育总长任上退回云南后,王九龄先后担任过云南省省务委员、云南省总检察厅总裁委员、云南省盐运使、云南高等法院委员、蒙自海关监督、省议会联署议员、云龙县顾问、云南省佛教会理事长、佛教院董、省参议会第一届三次会议议员等职务。
1949年,王九龄任云南人民和平促进会理事,为云南的解放做出了贡献。王九龄晚年息政退隐,潜心佛学研究,与虚云法师过从甚密。1945年,他将所珍藏的全部佛经捐赠给华亭寺。他虽离开家乡较早,但无时不在关心家乡的发展,1912年,他建议拨留金泉(宝丰)并盐课建澜沧江上的功果桥,以改善云龙食盐稳步外运的交通。
经多方努力,1916年功果吊桥得以建成。1950年,他将一生所收藏的文物古籍捐赠给政府,以宗教界人士参加政协云南省第一届会议。1951年9月17日,王九龄在昆明病逝,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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