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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佛教作为起源于印度的宗教，在东汉时期就已经经由西域传入我国，但那时并没有对中国政治以及文化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在经历了东汉末年以及三国时期的长期乱世之后，中国的百姓们纷纷遭遇了惨重的苦难，而具有安抚情绪效果的佛教也在中国迅速发展了起来。
到了东晋时期，佛教文化更是进一步渗透进入了士人阶级，在中国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逐渐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巨大的佛像
但是在魏晋时期，中国的经济形态还是依托于小农经济这一生产方式的，在生产效率低下的时候，依附于土地的人口就是国家生产力的硬指标。但是随着佛教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民都选择皈依佛门从而脱离了生产，对于当时的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政府对于佛教也一直采取相对排斥的态度。
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更加繁荣，对于南北朝的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北魏时期魏太武帝甚至下令在全国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对于佛教在中国北方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打击。但是同时期的南朝政府对于佛教的态度却相对缓和，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南北方所处的文化舆论环境不同，而且佛教在南北方的发展方向也有较大的区别。
南北朝时中国北方的佛教发展曾经遭受重
南北中国政府对于统治合理性的需求差异，以及南朝君主的普遍佞佛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南北方政府面临的政治局面是完全不同的，当时的南方政府是东晋政府的延续，也算是汉族传统帝祚的正式继承者，代表了汉族文化的传承，其皇帝的统治合理性是十分充分的。而且当时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相对势力较小，汉族依然在中国南方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国内不存在严重的民族矛盾以及文化认同感问题，依旧保持了儒家文化占主导的思想文化体系。这样的条件使得佛教只能作为文化的旁支出现，其与皇权以及统治阶级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其发展甚至还有迎合这些人的趋势。
而当时的北方中国则处于相对尴尬的政治局面中，自从西晋发生八王之乱之后，中国北方的汉族便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虽然人口占据中原地区的大多数，却始终没能形成有组织的反抗力量。而少数民族政权也一直处在更替之中，他们虽然拥有优势的军事力量，但是却不能够有效地统治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民族之间摩擦不断。
造成这种问题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少数民族政权很难阐释其称帝的合理性，政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因此北朝政府的最大诉求是寻找阐释其天命的新学说以便与江东政权对抗。而南北朝时期高速发展的宗教给了他们新的选择，佛教一直是提倡出世的宗教，因此在这个方面并不能提供太大的帮助，倒是中国本土的道教在学习了佛教的发展经验之后，迅速成为了成熟的宗教，而且扎根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道教在阐释帝位合理性上也有天然的优势。
发起灭佛运动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其就接受了大臣崔浩的建议在国内推行道教，并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对外宣称自己是上天制定的人间管理者，以此来解释自己称帝的合理性。而当时的道教人士与佛教人士之间矛盾极大，在北魏推行道教的同时佛教的发展自然受到了极大的打压，中国历史上三次灭佛行动中的第一次太武帝灭佛也就在此时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当时拓跋焘的诏书在《魏书》中有如下记载：
"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
反观南朝的统治者们，则多是佞佛之人，梁武帝萧衍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在萧衍执政的时候，曾经多次出家做僧人，为了请回萧衍主持朝政，梁朝的大臣们不得不用重金将其赎回。而后来陈朝的陈武帝以及陈后主也都在在位期间出家为僧，之后也都是被大臣们用钱赎回，从这几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南朝君主佞佛的程度了。
梁武帝萧衍曾经出家为僧
在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府与南朝政府的政治环境差异，是造成他们对佛教态度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方政府急需一种新的理论来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观对抗，从而使自己拥有与南朝政府一样的政治地位。
佛教的文化内核显然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而道教经过自身进化，变成了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功能性宗教，在地位上压制了佛教，虽然佛教在民间的发展依然好于道教，但是与统治者的矛盾导致了他们遭遇灾祸。而对统治合理性没有需求的南朝政府对于佛教的态度就比较宽松，加上统治者的佞佛，佛教也就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释迦牟尼佛
南北方经济模式的差异，及寺院经济发展的异同
前面提到过，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经济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小农经济。因此人民与土地结合是否紧密就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风向标。但是中国南北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十分不同，当时的南朝是士族政治体系，世家大族们在江东地区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和丰厚的财产，因此他们都有自己的庄园，江东百姓许多成为他们的佃户。江东地区相对于中原地区，遭遇的战事也相对较少，因此土地的耕种一直比较稳定，不会出现大量的无主之地。
江南古庄园
而在当时的北方中国，土地的所有权一直处在变动之中，每当发生规模较大的战事，就会产生大量的空闲土地。而且当时北方并不像中国南方那样有许多富裕的士族，因此土地兼并的现象也并不严重。在魏太武帝灭佛之前，北魏政府是支持佛教发展的，因此当时北朝的寺院拥有的资产十分富裕，他们在平日里会购买大量的空闲土地，并招募农民为其耕种，形成了体量庞大的寺院经济实体。而在当时的政策之下，北魏政府是无法征收寺院的收入的，因此寺院经济的发展让北朝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此事在《魏书》中有如下记载：
"处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损其福，乃释氏之糟糠，法中之社鼠，内戒所不容，王典所应弃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
云冈石窟就是北朝佛教繁盛的证明
而且当时南北朝寺院以及僧人的数量也差距很大，北朝佛教发展最鼎盛的时候僧尼数量曾经高达一百万，而南朝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只有十万出家的佛教徒。当时的佛教徒是不参与农业生产的，因此对北朝来说这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流失，这也是北朝政府不得不采取手段进行灭佛的原因之一。
南朝的清谈遗风与学者论战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的文化氛围差距也十分巨大，当时的北朝由于是少数民族当政，因此对于文化的发展不是十分重视，而南朝则保留了东晋文人钟爱的清谈，在这样的文化活动中，各种思想的碰撞也比较频繁。
而且南朝佛教的发展与北方不同，他们选择的传播对象除了普通的百姓之外，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当时的士族身上，赢得了不少士族的喜爱。而且在这样的交流中，佛教文化在中国南方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与中国本土文化形成了交融，进入了中国哲学体系。
南朝名士清谈
佛教发展对于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在中国南方寺院经济对于整体的影响不大，但还是引起了不少官员和学者的重视，在南朝也出现了不少反对佛教发展的声音。但是由于南朝的佛教发展进入了文化领域，因此对于佛教利弊的讨论更多的集中在其理论领域，而不是实际政治领域，像范缜的著作《神灭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虽然里面对于佛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却只集中在其思想内核之上，对于现实中的僧人和寺院没有显著的攻击倾向。范缜《神灭论》的中心思想在《南史》中有如下记载：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可以说南朝佛教偏向高层，偏哲学化的发展方向让佛教遭遇的反对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不会影响其在现实层面的发展，这也是佛教能够在南朝避免现实迫害的根本原因。而且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南朝的贵族以及统治阶级也更好地了解并接受了佛教文化并加以改良，让其拥有了时代特征从而得以存续。
南朝名士范缜
结语
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行动在中国的佛教发展史上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从此中国南北方的佛教文化发展更加不同，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在灭佛之前的中国北方其实佛教更加兴盛，但是至此之后中国佛教文化的重心开始逐渐南移，而且以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北方佛教流派也逐渐被南方兴起的本土流派所取代，其中的禅宗等教派在后来更是成为了中国佛教文化的核心。
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中国南北方都遭遇了政府的质疑，但之所以南朝的佛教发展没有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南方的政治环境相对温和而稳定，佛教文化并没有卷入政治斗争之中。而且南方寺院的经济占比也远远低于中国北方，没有引起经济危机，从而招致政府的打击。
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当时中国南方的文化发展优于北方，尤其是在哲学和清谈方面，这十分有利于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语境，让佛教文化逐渐成为了读书人探讨的东西，向玄学发展。即使人们对佛教不满，也只会与佛门子弟进行辩论，探讨教义的漏洞和错误，而不会采取实际的打击，为南朝佛教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1《南史》
2《魏书》
3《梁书》
4《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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