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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商品经济开始发展，宋代人民一度过上了美好生活。与此同时，商人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宋代除了文化昌盛以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签：学术界普遍认为，宋代时传统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期。
从很早开始，商人的地位在中国社会中就不高，排在农民的后面，“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两千六百多年前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管子提出的这一民本思想不仅为历代所继承，而且被不断充实丰富其内涵。
但是在宋代时期，商人的地位有所发展，他们的地位有所提升。宋代时，有文章记载，“士农工商，四者谓之业。士者为学，农者为耕，工者治器，商通有无，此之谓事。”说的就是士农工商虽职业分殊，但皆为本业，故四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民众，正所谓柱之石，国之本也。
所以说，这个时候开始，宋代在农商皆本、重商富民方面已达成共识，由此极大地促进了宋代商人群体的壮大及社会责任观的演进与发展。
在这段时期当中，由于商品性农业、民营手工业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比例的增大，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城市商业特别是集镇商业繁荣昌盛。
不仅如此，连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区域市场之间联系都随之增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也提高乐不少，这些都是宋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重要标志。
地位提升了，会有什么影响呢？他们的自觉自我意识也就提升了，也就是说，先前不光社会不把商人当成高等人来看，连商人自己都会把自己看低一些。
而在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之后，他们便懂得了自尊自爱，社会责任感随之加强了。于是，宋代时期的商人和其他时期的商人有很大不同。他们秉持并践行义利并重、诚信经营等商业道德，弘扬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关怀社会的传统美德，表现出心怀天下的气度与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信念，彰显其社会价值和社会贡献，反映其社会责任观的奠立及影响。
可见，经济基础不仅会决定上层建筑，而且对人的思想教化也起着很大作用。
当时的商业经营主体除了以经商为主业的职业商人外，已扩展至农民、城镇市民、个体手工业者、官吏、皇室、士绅、僧道以及浮游流亡诸阶层。而且，受商业利润的吸引，农民、手工业者兼营商业和完全转化为商人的日益增多。
有一个说法开始流行，要致富，“农不若工，工不若贾”。当时以编书、刻书、印书、卖书为主业以及从事利润较大商业活动如卖酒、贩茶等士商阶层的形成，更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而且，当时士子间盛传的“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的谚语，以及苏轼诗云“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等，都表明士商兼作甚或弃儒从商的普遍。
日益浓厚的亦官亦商、亦农亦商、亦工亦商、亦学亦商社会氛围的形成，表明宋代社会结构向开放性、流动性与平民化趋向的发展，显示出商人已壮大成为宋代社会的主要群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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