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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读过用青铜写成的故事吗？你读过用青铜写成的故事吗？
不觉山房
发布时间：11 0708:30水陆攻战纹鉴收藏是一种文化，文化是多方面的。除了器物本身的基础知识，还有一些课外功夫。特别是收藏器物背后历史文化，艺术特色，科学价值等。青铜器收藏也是如此，在我国青铜器的历史已经有四千年的历史了，可以说铜器的历史是与中华文明是同步的。从青铜器中可以看到先秦文明的每一个脚步，本篇提示学习青铜器收藏，是学习中华文化的一个基础。
铜器断代
学习青铜器学，必须掌握一些青铜器断代的知识。
中国青铜器发展史经历了先秦时期，两汉至隋唐时期。我们所重点研究的青铜器断代主要是指先秦时期的夏商周三代。
青铜器断代是指一件青铜器的制作的时间范围。关于青铜器断代的学习，先要从入门开始。中国的青铜器发展进程中，先后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也就是说一个时期和一个时期不同，一个地区和一地区有所不同，相近的地区有着一些共性的东西和规律，只要勤于观察与学习，就会发现这种延续的文化脉络。
在青铜器断代中，首先要学习时代的特点，研究每个时期的青铜器中形成的共同特征，特别是掌握好每个时期的器形、纹饰、铭文及铸造工艺。通常我们所说的青铜器是指铜器时代的产物，也就是产生于夏商周三代。所以我们指的青铜器断代大体分为夏代青铜器、商代青铜器，两周青铜器。铜器的年代有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两种表示方法。
关于青铜器的绝对年代，就是指铜器的铸造年代，这个绝对年代的认定，大多是根据青铜器中的铭文中的纪年或是通过考古发掘，通过发掘出土的其它器物而证实的明确年代，比如说河南安阳的殷墟发现的商代妇好墓、山西发现的晋侯墓等等，也有一大批青铜器缺乏考古资料的证实，而采用了一个器物的时代共性，运用了同类排队的办法进行大致年代的推断和分期。这种相对年代的认定，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断代，其断定的时间范围也比较大。
青铜器的分期，在目前大多采用了以考古标准器办法，抓住这个标准器的年代特点和时代特征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现在青铜器研究界把夏商周青铜器的分期研究大致分为十三段，即夏时期，商代早、中、晚期，西周早、中、晚期，春秋早、中、晚期，战国早、中、晚期。
在学习青铜器断代时，不仅要掌握每个时代的特性，还要学习不同地域形成的风格、工艺和铸造方法。现在青铜器的地域大致分为南方青铜器、北方青铜器、巴蜀青铜器等等，到东周后，还有以诸侯国进行分别研究的青铜器学，如晋国铜器、楚国青铜器、吴越青铜器等。
任何一门学问，当学习久了就可以找到方法和技巧。学习青铜器断代也是如此。铜器断代就是要找到器物的雷同的部分和时代的风格。重点以铸造的工艺、时期的风格，地域的特色、纹饰的流行。如商代青铜器有很多器物是素纹的，边沿是夔纹及草龙纹，或凸起来的人面纹，还有兽纹、角叶纹、蝉纹等。商代初期花纹粗放，多为薄胎铜器。中期母模型铸造无缝，花纹非常细致，细回纹填空，有的细如鬃毛。芝麻粒大的空间，也填上小点点长形或方形细回纹。特点是阴刻纹饰深而底平，花纹非常规矩而有力。
商代铜器大多采用了整体铸造的方法，也有用分铸法的，但较少。如器物上的耳、兽头，可先分别铸好，再放在铸器模上，在浇铸器体时铜水便会将其与器体联结成一个整体。在商代还没有大、小焊接技术，以铜焊铜（即大焊）是战国以后才有的。
春秋时代的铜器同西周铜器较为接近，但纹饰上已有所演变进化，出现了瓦棱纹、鱼鳞纹、蛇纹等等。战国初期的铜器与春秋时期的类似，到中后期时，铸铜工艺技术进步，已经已经掌握了鎏金、银的技术和镶嵌的技巧，在这时的青铜器物上右面发现旋工、铆钉、打眼的痕迹，也有了雕錾花纹及铭文的痕迹。
在铭文上，商代铜器大多数无铭，有铭的少有一、二字，多则五六字，很少有几十字的铭文。西周青铜器大多数有字，而且字数增多，与商代青铜器形成明显的对比，一些重器甚至数百字的铭文，如著名的毛公鼎、散氏盘、盂鼎等，铭文二三十字的举不胜举。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出现刻画纹和错金银镶嵌。两汉时的青铜器铭文多用錾子雕刻的。
收藏故事
每一件器物的收藏，都有一个故事。青铜器作为国家重器，历代受到收藏界的重视，在收藏中的更有许多让人难以忘怀的轶事。
西周时的晋国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在3000多年前一天，那个时候周成王刚刚即位，在外面与弟弟一起玩，手拿着一片树叶对着弟弟叔虞说，我要封你。史官将话就记在史册上。成王一看就忙说，我是在开玩笑啊，史官说君无戏言，为此史书上就有了某年某天封叔虞于某地的记载。成了几年后，弟弟长大了，成王果然没有忘记对叔虞的封赏，把弟弟封到了一个叫唐的地方。而这个唐到底在什么地方，学者研究了很多年没有搞明白，有人说在这里，有人说在那里，那些学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邹衡先生（1927－2005）是中国考古界鼎鼎有名大人物。从事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他首次提出对安阳殷墟的分期研究，论证了二里头为夏文化等论点得到考古界的认同，同时他在北大培养了大批的学术人才，1990年时，邹衡先生曾到邢台，对邢台发现的先商文化遗址和西周邢国墓地进行了考察和专家论证。邢台这次发现的先商文化遗存，又一次有力证实他提出的先商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论点。
1979年他带领北大考古系的学生来到山西的天马－曲村进行考古调查，根据他多年的考古经验，就被这里的地势与文化所吸引住，当时邹先生就选择了一个地方进行发掘工作。笔者有机会亲听邹先生这次考古发掘的讲述，那时已经到了严冬，工作刚刚展开，探方里当时也没有什么发现，临近过年的时间，学生们就一一放假回家了，而邹先生自己却留在考古工地。在一个深夜里，一些盗墓贼带着现代化的工具来到考古工地，他们用炸药进行爆破，荒野里面对这样的场景老人无能为力。盗掘平息下来后，邹衡先生对已经遭到破坏的古墓进行清理，还发现了两件编钟，通过研究发现这里就是晋国早中期的墓葬。
马承源先生（1927－2004）著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他在上海博物馆当馆长期间，保护下来许多珍贵的文物。晋侯墓地被盗不久，远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光裕教授打电话给马承源先生，说在香港市场上发现了十几件有铭文的青铜编钟，古玩商把拓片和照片送张先生鉴定，因这十多件编钟器形很怪，铭文又是刻上去的，加之出售者要价不菲，张光裕先生马上想到了马先生，并传了编钟的照片，马先生一眼就看出了这些编钟是十分难得的国宝，立即请示了上海市领导，即刻飞到了香港对其进行鉴定，由于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祖国，一些手续很费周折，马承源先生就委托张光裕先生与商家进行谈判，所幸的是持有编钟的人对其价值不甚了解，最终以很低的价格就成交了。
流失的国宝终于回到祖国，马承源先生为了搞清楚编钟历史，就对编钟上的文字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些铭文记载与晋国历史有关，联想到晋侯墓地出土两件编钟并缀联在一起，得出了这套编钟的主人为晋侯苏。是晋国的第八代诸侯藉，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标准器物。
利簋史事
青铜器铭文，也叫金文，也有称为铭刻学。是研究中国先秦史的重要资料。
1976年3月的一天，陕西临潼县零口的农民正在搞基本水利建设，挖着挖着发现了一个窖藏，经过清理发现青铜器盉、鼎、簋、尊、盂、盘、钟等达151件，其中有铭文者6件，最珍贵就是名闻 “利簋”。
利簋高28厘米，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圆形，两侧有兽形耳并有垂珥，下部分为一个方形底座。利簋的器身装饰以云雷纹作地纹，主纹饰为兽面纹。
在利簋的腹内底部铸有铭文，经辩认共4行32个字。内容为：“珷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右史利金，用作施公宝尊彝。”学者们研究后，认为利簋铭文的记载与《尚书·牧誓》的记载相符合，专家共同的成果说利簋的内容正是牧野大战的真实记录，内容的大意是：武王征伐商纣，在甲子日的早晨，经过一番厮杀终于打败了敌人，到晚上占领了商都。第八天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这个地方赏赐了一位叫利的右史一些金商周时指铜为金，用来为施公可能是利的父或祖铸造了这件铜器。
中国的先秦时期，国家的大事都进行一些祭祀和占卜，《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战争。在进行祭祀前凡事都要进行占卜。利簋铭文中的事就是伐纣前举行了占卜，问神后得到验证的一个史实。
从铭文中可以知道，这件器的主人为利。由于簋的主人是利，所以被称为利簋。又因为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的史实，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
有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代，历史上有很争议，有人统计说，武王克商年代有四十多种说法，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1018年，两个年代相差112年。1996年，我国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200多位专家学者运用现代技术结合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共同研究于2000年10月公布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其中之一就是结合利簋的铭文记载，把武王克商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这样利簋的研究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
利簋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是反映武王时期时代风格的标准器，为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目前这件青铜簋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铜器著述
学习青铜器学，要了解一些青铜器著录方面的知识。
我国最早的青铜器著录是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全书十卷，元祐七年（1092）成书。书中收录青铜器224件，其中商周器有148件，秦汉器物63件，还有古玉器43件。全书记载了器物的大小、容器、重量，对器物的出土地点和收藏者加以注明，但此书对器物的定名有可商的地方。到了南宋另有《续考古图》五卷。北宋时还有一本《博古图录》这本书是王黼等奉敕撰写的。收录铜器893件，附有文字、器名、收藏者、出土地点等内容。
到了清代，青铜器著录逐渐多了起来，较为重要的是如《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这三部铜器著录都是奉敕编著。成书于清乾隆年间，将清宫所藏的铜器进行收录，三部书共收录近三千件。收录器物摹本、拓片及器物的尺寸，有的还进行简单的考证，但书中的器物真伪混杂。
清代的时候，有一批学者编写大量的青铜器著录，如清代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曹载奎编写的《怀米山房吉金图》吴大澂编《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
随着地下古物的出土不增加，清代后期的青铜器著录更为详尽，《长安获古编》收录商周礼乐器四十二、兵器三、秦器四、汉器十二、杂器十八、瓦当二件。封泥、印章为补编。每器绘有器形，摹录铭文并释文。书后附有金石家刘鹗的跋文。罗振玉是有名的大家，1917年他编写了《梦郭草堂吉金图》，后有编写了《三代吉金文存》是一部很重要的青铜器著录书，罗振玉编写。共二十卷。1937年影印出版。是罗振玉毕生搜集的全文拓本总集。总共收录了4800多个器物。而且印制精良，体例科学，是集传世铜器铭文的巨著。
1923年在河南新郑发现了一些春秋墓葬，所出青铜器收录于《新郑古器图录》一书，全书两册，收图五十七图，九十三件器物，每件器物都表明尺寸。文字部分分史略、正名、分类、修补、度量、释文、疑年章节，而今1932年在河南又发现了卫国大墓，考古学家、甲骨学家孙海波整理了《浚县彝器》一书，卷首有《浚县彝器概述》， 叙述辛村地理位置、发掘情况，列出八十八座墓葬简表。图录部分按烹饪器、食器、酒器、兵器、车马器及杂器编排。有图形拓本，重要花纹和铭文拓本。每件器物注明尺寸，并有简单的说明与考证。
郭沫若，金石大家。他著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全书八册，是研究两周历史的较有系统的编年史料，研究两周青铜器断代与区分诸侯国别奠定了基础。
容庚，国内著名的青铜器大家，有关青铜器著录方面甚多，有《颂斋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善斋彝器图录》《西清彝器拾遗》《秦汉金文录》等等。有关图录方面的书籍还有很多。留意者可以细细学习。
除图录方面，还有一些考证方面的书籍，现例举几部以供学习。
《金文编》为学习青铜器铭文的工具书，金文字典。容庚编。1925年首版，1939年再版，1959年考古研究所再次整理辑成，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上世纪八十年代又版。共收金文1894单字、重文13950字，不可识者1999、重文985字。每个字都是根据铭文拓片和影印本进行临摹而成的。涉及到历代出土青铜器3000多件。以《说文解字》分部编排，如说文中没有的字的就附于部首的后面，是学习金文的必备书。
《商周彝器通考》是学习青铜器学辨伪的必备书籍。容庚著。分为二册。1941年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上册是文字叙述，分两编， 上编为通论部分， 包括原起、发见、类别、时代、铭文、花纹、铸法、价值、去锈、拓墨、仿造、辨伪、销毁、收藏、著录十五章；下编为分论部分，包括食器、酒器、水器及杂器、乐器四章。下册是器物图象。全书图文并茂，有途述有论证，实物与文献相结合，博引众说，材料详实。而容庚的另一本《殷周青铜器通论》较为简明。也不失为入门的必备书。
祖乙尊祖乙尊
商代。通高34.5cm 口径:25.2cm 时代西周，状如圆柱，鼓腹侈口，四面有棱，棱脊夸张，上端耸出口部，腹及圈足上皆饰兽面纹，腹上兽面两眉及耳翘起于器外。口沿下饰蕉叶形夔纹，颈部亦饰夔纹一周。器物纹饰庄丽，形削峻严，堪称精品。在器内有“乍作祖乙宝□尊彝” 六字铭文。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毛公鼎铭文毛公鼎铭文（部分）
西周晚期。通高近54厘米，重34.5公斤，大口圆腹，口沿上耸立着两只高大的耳朵，半球状深腹，腹下三只兽蹄形足敦实有力，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饰纹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淡化了宗教意识而增强了生活气息。毛公鼎内腹部的499个字铭文，是迄今为止西周青铜器上最长的铭文。
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鄂君启节鄂君启节铭文局部鄂君启节 战国。舟节长31厘米，宽7．1厘米，车节长29．6厘米，宽7．3厘米。鄂君启节共出土5件，舟节2件，车节3件，合在一起则呈圆筒状。节面文字错金，各有9行，舟节163字，车节154字。据铭文记载，其铸造时间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为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于水陆两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证。铭文还严格规定了水陆运输的范围、船只的数量、载运牛马和有关折算办法，以及禁止运送铜与皮革等物资的具体条文。是为研究其时楚国的符节制度、商业、交通和楚王同封君上下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局部之一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局部之二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局部之三铜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 战国。器通高36.2厘米，上框边长47.5厘米，环座径31.8厘米，重18.65公斤。
“错”，是金银镶嵌的一种工艺。“案”，是古人所用小桌，漆制案面已朽。
此器1974年冬出土于平山县中山王墓，周身饰错金银花纹。下部有两牡两牝四只侧卧的梅花鹿环列，四肢蜷曲，驮一圆环形底座。中间部分于环座的弧面上，立有四条神龙，分向四方。四龙独首双尾。龙身蟠环纠结之间四面各有一凤，引颈长鸣，展翅欲飞。上部龙顶斗拱承一方形案框，斗拱和案框饰勾连云纹。 现收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遂公盨遂公盨上的铭文遂公盨铭文拓片遂公盨 现收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这件器物上有铭文98字，经研究，认为证实了大禹和夏王朝的存在。李学勤先生说，铭文中所述“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没有大禹，便没有夏，更没有“华夏”。
商乳钉三耳簋商乳钉三耳簋 商代。19.1cm，口径：30.5cm。簋圆体，口沿外折，鼓腹，腹上有三兽耳，高圈足。颈部饰目雷纹，腹部以鞭形雷纹作衬托，饰乳钉纹。耳上兽首采用浮雕手法，雕刻精致，突出了装饰性，使三耳格外醒目。足上以六夔组成三组兽面纹。商代三耳簋较为少见。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陈璋方壶陈璋方壶纹饰拓片陈璋方壶 战国中期，高37.2、宽21厘米，现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方形，长颈，圈足，肩两侧有二铺首衔环耳。器身饰图案化的龙凤纹，足饰圆案化的凤鸟纹。
整体构图交错连接有序，足三面有刻款二十七字，记载了齐宣王五年（前三一四年）齐国趁燕王哙让位子这所酿成的内乱，借机伐燕的史事。从铭文知，该器是齐国将领陈璋伐燕的掠获品。铭文与一九八二年江苏盱眙出土的金银错铜丝网套壶铭文内容基本相同，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陈璋圆壶（重金络青铜壶）陈璋圆壶（重金络青铜壶）
藏南京博物院，1982年2月10日出土于盱眙南窑庄窖藏的三件国家级文物之一，是唯一一件能集先秦金属工艺之大成于一身，能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能体现泥范铸造工艺最高水平的现存青铜器，堪称国之瑰宝。 重金络壶残高为24厘米，口径12.8厘米，腹径22.2厘米，足径13.8厘米。虽然长期受到20公斤黄金的压力，长埋地下二千年，在双金属与应力腐蚀的作用下，腹下部镂空纹饰已有残损，但仍是中国青铜时代泥范铸造工艺技术最完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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