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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五朵金花》与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已经成为云南民族文化的一个符号。前者在上世纪50年代末大跃进时代塑造了一个唯美的少数民族民间新故事，后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将民族文化遗产搬到了大众消费的广场。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元素不同形式的利用与发扬，折射了其命运与中国时代转型纠葛缠绕的深刻印记。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作为国家体制的喉舌，从年初开始各个电影厂就开始摄制献礼片。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十分注重这些为国庆赶出来的作品，当他看了《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影片后，对其中存在的口号先行、机械僵硬、缺少轻松愉快的状况颇为不满。
他提议拍一部反映云南大理少数民族生活的喜剧片，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推荐了赵继康、王公浦夫妇来编剧本。因为这两位剧作家曾经去过大理，当时人也正在云南。
1959年4月，两位剧作家接受了任务，只用了一周时间就编出了故事大纲。据说他们最初设计了12个女主角，片名叫“十二朵金花”，后来改成“七朵金花”，最后又改成“五朵金花”。金花是大理白族女性常用的名字，五朵金花就是五位白族姑娘。
这部名叫《五朵金花》电影出品后，轰动一时，曾在46个国家上映，创下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纪录。
1960年，在埃及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五朵金花》一举夺得最佳导演银鹰奖，最佳女主角银鹰奖，直到2000年的全国“百年最佳影片”评选活动中，它还被评为10大影片之冠。《五朵金花》的故事几乎已经家喻户晓。
《五朵金花》是部轻松诙谐、淳真质朴的轻喜剧，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一种健康昂扬的情绪，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民众精神风貌，那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情绪。
此前不久的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始。《五朵金花》的拍摄正处在全国“大跃进”的高潮之时。
影片上映后，立即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并由此掀起一股学金花热。金花一下子成为模范的代名词和荣誉的象征，云南大理也借此开展了“千朵金花、”“万朵金花”的生产竞赛活动。
大跃进很快就被证明是个政策失误，不过《五朵金花》却流传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艺术本身的生命力。
它吸纳了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形式，并将之改造为具有新革命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色彩的新少数民族爱情故事。隔了半个世纪多的光阴，回头再看《五朵金花》，它的时代背景已经淡出，留下的更多是艺术探索上的启示。
如果说《五朵金花》打造了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意在展示“超英赶美”时代欣欣向荣的民族风貌；同样征用了云南各民族文化符号的《云南映象》，则直接成就了一个在消费时代的文化产业模式。
2002年春天，凭借《孔雀公主》《雀之灵》《两棵树》等作品，已经功成名就、被称为“舞王”的杨丽萍面临着人生的一个转折。这个时候，她已经44岁，准备退出舞台了。如果真的如此，那她不过是个著名的天才舞者，而云南将少了一个传播本土民族文化的优秀推手。
杨丽萍同《云南映象》可以说是相互成就，她让那些散落于山寨田头的原生歌舞重获生命，而后者则使她的事业再一次风生水起。
此后的《藏谜》《云南的响声》已经足以使这个从小并没有受过正规舞蹈训练、13岁就进歌舞团的白族女子，不仅载入中国艺术史当中，而且成为探索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当代传承新思路的引领者之一。
在开始新的尝试时，遭遇了一些坎坷。杨丽萍当时为筹措资金，在最初合作者撤资的情况下，卖掉了云南大理的房子，还拍了一条电器的广告。除了原先的积累，她多次深入云南各民族地区，对民间歌舞进行搜捜集整理。
据说在参加上海的汇报演出时，连路费都是借来的，好在最终《云南映象》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
“原生态”显然是《云南映象》的卖点。所有服装是民间的现实原型，62面鼓、120个面具、牛头、玛尼石、转经筒等全是真的，70％的演员都是云南的少数民族。
不过，如果它要真的能够在市场中存活，这些显然还不够：它不仅要具有传统之美，更要将现代之力融入。正是这样，将一个另类而新颖、传统又现代的云南民族风情浮现在观者眼前。
《云南映象》摄取了尽量多的民族民间文化元素，并将其熔铸于一炉。所有这些民间艺术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百衲衣”，《云南映象》是所有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但是又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所有的碎片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是写意化的“映象”。
一直以来，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都存在许多争议。如今我们已然明了，任何“原生态”、“本真性”的少数民族文化其实都是本质主义思维下一厢情愿的幻想。
传统从来都是在现实中流动不已、变幻不定的，每一代人对于传统的改造、重构、刷新构成了传统巨大而顽强的生命力。在“家园”一场中，成双成对的男女，模仿鸽子啄食、虾蚂扭腰、蜻蜓点水、鹭鸶追鱼…。
姑娘喊：“爬山”，小伙应“过河”；再喊“种地”，再应“收子割”。姑娘喊“结婚”，小伙应“生娃娃”！他们一面呼喊应答，一面奔向对方。
这不仅是歌舞表演，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宣传。任何信息的传播过程民都会羼杂噪音，这是传播的代价。所以，《云南映象》无愧于我们时代少数民族了文化的一次孔雀开屏。
从根本而言，《五朵金花》和《云南映象》都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符号化，两者一为光影中的舞蹈，一为舞台上的电影。
所不同的是，《五朵金花》的观众如同电影中的两个外来者一样，游离在他乡异俗之外，带着新鲜猎奇的眼光；《云南映象》的观众却是在封闭空间中的参与者，他们加入到对于民族文化的体验之中，挑动身心的感受。
前者如同一面流光溢彩的镜子，折射出平滑靓丽的光影；后者如同一盏熠熠生辉的灯火，发射着动人心魂的热量。一个是风格美学，一个是身体宣言。两者的播迁，恰恰是少数民族文化由被动的反映到主动的呈现的历程。（文，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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