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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三国演义》，你会发现：刘备三顾茅庐时的诸葛亮与白帝城托孤后的诸葛亮判若两人，反差极为明显：甫出茅庐的诸葛亮雄发英姿，指点江山，对实现理想抱负充满了乐观与自信；而当他年轻不再，身受托付之重后，佑护幼主、复兴汉室的重担全部压在了他一人身上，于是变得谨小慎微，行事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
谨小慎微固然是优点，但过于谨慎反而会裹足不前，甚至错失良机。如诸葛亮在出兵伐魏之初，魏延建议出奇不意、攻其不备，带五千精兵出子午谷径取长安。对此，司马懿认为“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但诸葛亮却不作此想，他固执地认为“此非万全之计也”，“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伤锐气，决不可用”。为万全计，诸葛亮最终还是走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进军路线。
然而，从此次北伐败北的结局来分析，人力物力的损伤远超五千人，如果当初听从魏延的建议冒险一试，或者还有出奇制胜的可能。
正是因为诸葛亮未用此计，更加坐实了司马懿对他的论断——“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因此，当马谡失街亭后，司马昭率军大至，“平生谨慎，不曾弄险”的诸葛亮无奈只好大开城门，一脸笃定地焚香操琴，司马懿在城外“看毕大疑”，先入为主地认定其中必有蹊跷，不敢久留慌忙引大军退却了。正是由于之前的处处谨慎，诸葛亮料定敌人对自己性格的判断已然定型，才敢弄险，在“身边别无大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的危急关头，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上演了一出“空城计”，最终化险为夷。正如毛宗岗的赞语：“惟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亦惟小心人能做大胆事。……孔明若非小心于平日，必不敢大胆于一时。仲达不疑其大胆于一时，正为信其小心于平日尔。”
正是因为熟知诸葛亮平素的心性，当见到他胸有成竹的淡定模样，司马懿才先入为主的认为必有伏兵，使蜀军在逆境中又赢得了主动。如此看来，街亭之役，对于欲擒诸葛亮、进而一举消灭蜀军的司马懿来说，虽胜犹败；诸葛亮却与之相反，街亭虽败，却在撤退时不仅赢得了“空城计”的大胜，还通过巧妙的排兵布阵使魏军损兵折将，“皆弃甲抛戈而走”，“尽弃辎重而去”，出其不意地扭转了败局，虽败犹胜。
如此神逆转，也只有罗贯中敢这样写。传奇故事一波三折的同时，全方位展现了诸葛亮的先见之明和用兵之巧。
“空城计”在汉末三国实有其事，只不过故事的主角是曹操手下大将文聘。
文聘本是刘表手下大将，刘琮降曹后，文聘也转而成了曹操手下大将。曹操对文聘信之不疑，让他依旧统帅旧部，驻防江夏。此后几十年，文聘镇守江夏，一直战斗在对荆州关羽和江东孙权的第一线，因功勋卓著，魏文帝曹丕封其为长安乡侯，赐假节。
公元226年8月，吴主孙权率五万精兵突然包围了文聘驻守的江夏。当时边降大雨，城防蕃篱尽毁，孙权兵临城下，文聘来不及修复城池，而城中守军仅有几千人，根本无力对抗孙权大军。情势危急，城中上下弥漫着悲观恐惧的气氛。硬拼肯定不是对手，思来想去，文聘决定弄险，于是命令军士偃族息鼓，自己则高卧府衙鼾声如雷。孙权见状不敢进城，派人潜入城中窥探敌情。得到回报后孙权心中怀疑不定，担心城中有伏兵，于是率军撤围而去。
得知孙权撤兵，文聘果断下令追击，吴军大败。等东吴军队败走之后，文聘立刻召集百姓增固城防。不久，得知真相的孙权不甘失败率众卷土重来，文聘指挥若定，吴军久攻不下，只能再次撤围而走。
罗贯中将文聘的故事移花接木在了《三国演义》中，将“空城计”穿插在“失街亭”和“斩马谡”之间，不仅使故事情节越发地连贯，又极力渲染了诸葛亮的临危不惧与足智多谋。将其识人不明、用人不当的过错巧妙地遮掩了过去，令诸葛亮神机妙算的形象更增光彩。
正因诸葛亮智计百出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导致真正《空城计》的主角文聘不为人所知了。
为了将诸葛亮描摹成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算无遗策的军事家，罗贯中不惜更改甚至虚构史实，让许多人误以为《三国演义》就是历史。对此，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之惑乱。”
其实，《三国演义》虚虚实实，有三分实事就很不错了。罗贯中笔下的诸葛亮，十个司马懿也不是对手。
参考书目《三国志》《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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