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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王菲的声音，空灵而透彻，她唱的《我和我的祖国》别有一番韵味。同名电影经过一番发酵，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该影片以小人物的视角展现新中国70年来的7个历史瞬间，7位导演以及37位明星演员共同打造。七位导演包括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七位著名导演。每个导演独立执导一个片段，七个故事选取自从建国以来70年中最有代表性的历史瞬间。演员既有葛优、黄渤、吴京等能扛票房的男演员，也有惠英红、宋佳、佟丽娅、任素汐等各具特色的女演员，还有杜江、朱一龙、刘昊然、张子枫等新生代。
除了《我和我的祖国》外，国庆期间，《攀登者》和《中国机长》等优质影片也都纷至沓来。
这个假期，如果你不想去各大景区人山人海，还可以到冷气十足的电影院抱着爆米花享受视觉盛宴。
虽然2019年出现了《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临》等非常优异的影片，但是根据猫眼数据显示，2019年1月至5月中国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同比增速均为负，是自201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今年1月至5月，中国电影票房（含服务费）累计270亿元，同比下降约3%；观影人数为6.89亿人次，同比去年减少约1亿人次。
和很多行业类似，电影行业也进入了"存量"竞争的时代。
一、三部影片涉及到的上市公司
《攀登者》的出品方包括华谊兄弟、北京文化、万达电影、文投控股，上海电影是该片的主发行人，北京文化联合发行。
《中国机长》涉及两家A股上市公司，包括万达电影、幸福蓝海影业参与联合出品。
《我和我的祖国》阵容庞大，参与的上市公司也非常多，联合出品包括光线传媒、万达电影、华谊兄弟、华策影业、横店影业、文投控股、人民网、华侨城，联合发行包括光线传媒。
二、影视上市公司的财报风险点
影视公司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影视制作，一类是影院服务，近年来，二者开始有融合，比如万达电影兼顾。
其中，影视制作是典型的"轻资产"公司，不少影视制作公司的财报给人一种随时跑路的错觉；影院服务类的则是"重资产"模式，旗下有许多电影院。
本文讨论的内容以影视制作公司为主。
1、商誉
商誉是影视公司老生常谈的问题，这和公司的经营模式有关。影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导演、演员，而知名导演、演员都有自己个人的工作室，不会以普通雇佣模式和影视公司合作。
为了获取这些知名资源，上市公司不惜高价收购名导、明星们的工作室。比如，最著名的收购案例：华谊兄弟10.5亿收购冯小刚账面价值1.3万元的东阳拉美工作室，带来了10个多亿的商誉。之后由于冯小刚几部作品对赌业绩失败，导致巨额商誉减值。
对于影视公司来说，商誉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靠高额溢价和业绩对赌引进更优秀的演艺人员；但是另一方面，观众的胃口越来越挑，像《上海堡垒》虽然有鹿晗、舒淇等巨星参演，但仍然票房扑街，带来的后果是商誉的风险巨大。
2018年年报，华谊兄弟亏损9.09亿，2019年半年报，继续亏损4.41亿。
2、股权质押
轻资产企业贷款很难，因为银行只认抵押物。电影器材虽然很贵，但拿来抵押贷款远远不够。所以，股权质押成了上市影视公司的简单易行的获取资金的方式。但是当股权质押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很可能就有跑路嫌疑。
比如华谊兄弟，王中磊、王中军兄弟股权质押率超过90%，接近100%，结合公司巨亏的情况，这样的操作有点像清仓式质押。
再比如光线传媒，大股东光线控股的股权质押比例超过60%，这也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
多次和吴京合作的北京文化，几个大股东如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石河子无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质押比例高达100%。
当公司业绩下滑，股价跌落的时候，这些股权质押100%的股东，还会继续支持上市公司吗？
3、预付账款
上市影视公司，预付账款余额通常都比较高。北京文化一年营收不过12亿，预付账款高达19亿。
由此可见，名导、明星们的出场费是要预付的，给不够不登场。
但是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影片票房不佳，预付款就是肉包子打狗。当公司业绩不佳的时候，巨额的预付款很可能有转移资金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
三、票房几何？
国庆档期向来是主旋律影片大放异彩的时间，今年恰逢70年大庆，观众的观影意愿更加强烈。
从排片来看，三大影片也是旗鼓相当。9月30日当天，《攀登者》、《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的排片场次分别位10.81万场次、10.25万场次、9.18万场次，场次占比分别为35.4%、33.6%、30.1%，合计占首日场次的99.1%。
有预测称，三部片子合计有望突破50亿票房。
期待这几家上市公司能在这块大蛋糕的滋补下，或扭亏为盈，或业绩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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