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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酒意象溯源
李白酒诗数量众多，诗中出现的酒意象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诗人的地方，他是承载作者情感的一个载体，也就是“意象”。“意象”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是中西方诗歌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构成诗歌艺术的基本条件之一。意象是什么？这一术语属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文论。在《周易》里就能见到这样的说法：“立象以尽意”。这里的“象”主要是指象征，“意”是指伦理，宗教的思想内容，同后来文艺评论里使用的“意象”的含义不尽相同，但也并非毫无关联。因为象征的形状应当同对象的外貌有一致之处，“象”的含义与摹拟，仿效相似的含义相一致。通过它可以摹仿对象的外貌和特性，可以说，“象也者，像也”；“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似诸其形象，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在后来的文艺评论中，“意象”成为文艺创作构思的成果，刘勰讲列“窥意象而运斤”，皎然结合着“比”、“兴”的理解认为；“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这些评论里的“意象”切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形象”及其创作想象。中国的“意象”术语字面上就给人提供了一个方便，把艺术形象的创作想象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作了明显的标示和区分，一曰“意”，一曰“象”，这一点比外国一些类似的术语更优越，倒接近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说法——用“形象来思考”和“寓于形象的思维”。
意象的本质就是物象与主体情、意、理、趣、味相契合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钟嵘《诗品序》里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歌意象是意象中的一种。意象是中国古诗词创作与鉴赏的焦点，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古典诗歌一般以意象见长。为了满足严格的形式美要求，古典诗歌善于“立象以尽意”，追求以象涵意、意象浑然一体，以精省的、较感性化又较含蓄的方式实现内外宇宙的统一，在一些成功的物象、事象、言象里往往从不同角度隐括了深刻的人性。这些都有助于诗歌象征形象的构造。
《诗经》中的以“比兴”方式创作的篇章，不少可以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披较自觉的象征作品。但是“《诗经》中的象征物，基本都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习见的鸟兽草木这些自然事物，象征物与其象征意基本上是单纯对应的，差不多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理解和运用，没有出现艺术虚构的喻象。”屈原等楚辞作家突破了这一局面。由《诗》而《骚》，标志着我国文学由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飞跃。同时屈原也大大强化了我国文学象征世界的政治化取向。在屈原的艺术想象中，喻体和喻意已不再单纯。楚骚对传统的比兴意象进行了创造性继承，构筑具有时代、个人特征的艺术世界，从而寄寓对人生价值特别是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这为后来许许多多的象征作品开辟了道路。
意象是诗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诗歌创作离不开意象，意向的选择只是第一步，是诗的基础，诗人的聪明往往就在于他能创造一个或一群新奇的“意象”，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读者只有在领悟意象寓意的过程中，才能把握诗歌的内容，领会诗歌的主旨，进入诗歌的意境，感知诗人的情感。一般来说，诗像不像诗，有无诗味，主要看意象，意象是诗辞研究的起点。
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审美活动而创造出来的物化或固化后的一种艺术形象（形象雏形），是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意与象的有机融和统一；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融合的产物。它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的主观情意。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是生活的外在景象与诗人的内在情思的统一；是诗人感情外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有意义的形象。
“古典诗歌中的意象大致可分为生物意象和非生物意象。”生物意象，主要是一些具有典型性的植物、动物喻象及其喻意。非生物意象可分为自然与人为两大类。自然意象包括日月风雨、山、石、水等；人为一类意象，以道路、宫室的门及某些日用器物烛、剑、镜的形象较为富有象征意义，诗歌中的酒意象应该属于这一类意象。
“酒”是我国古代诗人(词人)特别喜爱、钟情的一个传统的审美意象。中国古代诗歌几乎没有不言酒的,第一次有意识地赋予“酒”意象独特审美内涵的是魏晋时期的诗人。著名诗人曹植、阮籍、嵇康、陶渊明等都是以饮酒、咏酒驰名的。但这些诗人大都是借酒来抒发他们的抑郁和不得志。曹植，作为一个壮志未酬却无力回天的志士仁人，在政治的高压下，纵有再大的悲愤与不满，也无力改变事实，只有无奈地慨叹，就在这种处境危殆，心情沮丧，悲愤已极的情况下，他与曹彪置酒话别，借了酒胆，在《赠白马王彪》一诗中，他对朝廷中奸臣当道，淋漓尽致地骂了个痛快：“鸱鸟鸣横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此诗更惹恼了魏文帝曹丕，愈发欲加害曹植，并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罪名，一度由王被贬为侯（安乡侯），并令其七步作诗，不成则行大法。曹植的痛苦可想而知。阮籍有才智与报负，可惜阮籍生不逢时，一生没有成就什么大的功业，他选择了饮酒而狂的人生，酒使他保全了血肉之躯，诗使他平衡了精神世界。但嵇康还没有阮籍的洒脱，所以遭到了杀身之祸。这三个人，还只是在生活中与酒不可分离，他们的作品中跟酒有关的诗歌还不形成规模，集中写饮酒以致形成一种文学的主体是从陶渊明开始的。作为一个文人，酒真正成了他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宗白华先生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必然会有无数的烦恼。尤其是诗人,他们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是社会苦痛最忠诚的承担者，所以，他们借饮酒赋诗作为精神寄托与韬晦免祸的手段，也借酒来表达对人生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感慨，这些总让人感到消极和无奈。
自此,我国古代的“酒诗”便以其特有的风貌影响着后世的诗词创作。到了唐宋时期,不少诗人(词人)借鉴、扬弃了前人的诗酒流韵,又赋予“酒”意象独特的象征意义,而不单单是解忧消愁，李白的酒诗就是如此，诗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诗人的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志向，从而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酒诗词”的骨力和风韵,使之在我国古代诗(词)坛上流溢出醉人的馨香,倍受历代读者的喜爱。酒，作为诗的一个意象,不但具有跨越时空、贯穿古今的活力,而且具有变幻无穷、不断出新的魔力。酒文化在诗中的意蕴千变万化,诗的意境和主题就千差万别。在诗中,饮量的大小、饮速的快慢、饮者的多少等因素直接决定着诗境的美学效果,诗人的情感起伏,诗情的格调定位。诗歌中有了酒意象,读者就会在朦胧的醉意中,步入丰富多彩的诗意境界,体味深蕴隽永的诗歌意旨。
诗至唐而极盛。除了前文提到的李白的酒诗以外，杜甫的诗中关于酒的也有三百多处,其比例也要占三分之一以上。前人对白居易的诗,也作过统计,方勺《泊它编》卷上说白诗“二千八百首,饮酒者八百首”。可以说，在琳琅满目的唐诗中,到处都弥漫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酒香,折射出唐代酒文化的风采。假如唐诗中没有了酒,那么唐诗将会失去多少醉人的魅力和迷人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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