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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有人跑过来问柏庐先生说：“现在人们都重视金钱和利益，我怎么觉得传统的人伦之道不如名利重要呢？”先生回答说：“这是什么话！没错，世界虽然是新世界，人伦依然是老人伦。”
柏庐先生这么说，是有感而发。前两年，同族有人醺酒闹事，先生得知，感到十分难过！那位自甘堕落的族人，说来也和先生都是九世祖征东先生的后人。但是朱家那一支族人却只知道务农，没有人喜欢读书。务农不是坏事，但却因为不读书，就没有人传授孝悌之道，数代之后，子孙慢慢变成了欲望和习气的奴隶。不仅败坏了门风，更重要的是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社会风气。及至晚清，以宗族为单位的武装械斗变得非常普遍，西方历史学家弗里德曼、科大卫等认为这是政府力量不足，未能有效管理民间社会，以至亡国。千百年来，这个历史现象仍在不断重演。正因如此，先生在《治家格言》中特别写道：“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原来，新世界成就于老人伦，这是他隐居教学的初衷啊！如今，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柏卢先生作古已经三百二十年了。有识之士目睹家不齐，导致社会混乱，感叹这是“不读圣贤书之过”。读书人真正能够读懂圣贤教诲、修身、齐家，教好后代，如此感动亲朋好友、邻里乡党，社会风气便能在星星之火中，迎来根本的改观。世人自然能够感受到祭祀祖宗与学习经典并非迂腐学者在闲来无事之间谈玄说妙，而是真真切切的实学、实实在在地以最低的成本和投入化解各种社会难题。德不孤，必有邻。柏庐先生去世之后两百多年，远在千里之外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窥见了传统文化的真义。他说：“解决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唯有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如果儒家学者都如同柏庐先生那样说实话、办实事、诚意正心、父慈子孝、教子有方，不仅大家都会相信汤恩比博士的话，而且“老人伦”还能成就新世界了。老子说过自己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朱家数代都是儒家学者，却将老子的教诲也真真切切做了出来。当年，父亲节孝先生将自己亲笔抄写的《孝经》交给儿子作为课本，对他说：“天地之广大、性命之精微，都在此中。”从那以后，柏庐先生每天早上都会到家中的祠堂前礼拜，恭敬诵读《孝经》，如此一生不改。父亲为儿子亲笔抄经传授，这是慈；儿子一生恭读力行，这是孝。父子一同为生民立命，毕生勤苦，不营华屋、不求名利，这是俭。当年，柏庐先生在父亲那里学到的第一课是朱熹的《小学》；成年之后，先生又依据生活经历，将一生所学深入浅出，述而不作地汇成《治家格言》，以报师恩。这是做学生之道：“善继师之志，善述师之事”。《治家格言》写成之后，柏庐先生就将它端端正正地挂在中堂，勉励家人。又挂一幅在书房，警策自己。这篇只有六百多字的格言，迅速传抄大江南北。在山西，晋商将此文刻成石碑，树立在家中，子弟凡有违背，就要跪着背诵，以指导认错、改过，晋商因家教严谨而成为当时全球最成功的商人团体。在江苏，人们更将它变成词曲歌谣，到处传唱，江苏又因家学传承而成为地灵人杰的文化重镇……《朱子治家格言》然而，由于柏卢先生一家低调做人，以至于《格言》虽然遍颂全国，但老百姓却一直以为作者是朱熹夫子。柏卢先生一家听闻，更是沉默笑纳，毕竟“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朱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的生活方式，成就的是儒家的内圣外王。柏卢先生说：“实实做得圣贤学问，不逾一分;实实尽得圣贤道理，不欠一分，方始是‘诚’。”“与人接物而不失其敬，故修己而人安、百姓安。”这是说一个普通老百姓，也能因诚敬立身、修身齐家而安定天下。这一点，看似理想化，但事实上却真的能够在冥冥之中兼济天下。其因缘还在于康熙皇帝好学、懂得爱护下一代。公元一六九九年，康熙皇帝南巡，听说了《朱子治家格言》，就将此文带回北京，和《三字经》、《千字文》一起，作为皇子启蒙的必修课。康熙皇帝不仅爱护自己的子女，更将此文抄写成对联，送给官员的子女，勉励他们。清朝皇宫贵族之好学，由此可见。事实上，满清皇族子弟对于儒释道经典的诚敬，让许多汉族的士大夫都自叹不如，他们在笔记中写道：清晨五点，北京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与静谧之中，皇城的宫人们不敌令人昏沉的宁静，一个不小心就打起了盹儿；可是，皇子们已经挑着白纱灯笼，穿过半个紫禁城，走到上书房学习了。师生行礼之后，老师就开始检查背书。对那些在上书房任老师的汉人学者，皇子们都很是敬畏，即便做了皇帝，也不改对老师的恭敬。在皇帝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之下，举国上下的王公贵族，都懂得尊重老师、恭敬经书。清朝从建立到全盛，对落实《治家格言》中“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的教诲，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乾隆三十年，时任礼部左侍郎的满族人德保又将这篇格言译成满文，以教八旗子弟。后来，民国取代了满清，当年的外族统治者因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已是十分深厚，转而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国人”。教育变化了气质、成就了家道、创造了和谐。当康熙皇帝在一六九九年第一次读到《朱子治家格言》时，柏庐先生已于一年前去世了。想必，在皇帝深受感动的那一刻，一定会睹物思人吧？能够感动天下者，必道出天下人共同的心声——父子有亲、修身持家、贵在恭行。《朱子治家格言》朴实无华、恭谨力行的生活态度，促成当时朴素、严谨、务实的社会风气，梁启超称赞清朝学者有实事求是之风，许多学者认为清代是文化、学问的盛世。这些成就，与朱柏庐等明朝遗民，教化世人、端正家风、成就家学有很大关系。晚年的柏庐先生盛名在外，却对修身日益严格。在他六十三岁时，依然孜孜不倦、务求诚敬。即便在病中，也警醒自己“时时操守此心”，不敢懈怠退转。当人们走向晚年，似乎可以含饴弄孙、享受人生了。可是，勤苦一生的柏卢先生却依然面临重重考验。他说：孟子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大家都说这是上天还没有降大任之前的情况。可是，哪里知道，大任降临之后，不但没有安乐，面临的却是更多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而，正是这忧患让人一步步迈向生命的真谛。“生于忧患”四个字，可以说是柏庐先生一生求作圣贤、要做圣贤、做得圣贤的真实写照。他虽然没有成为顾炎武那样的学问家，也没有像自己的学生那样进入翰林院；但是，他却成就了千千万万的家庭，让无数的后代因为有了良好的家风和家学而成就了人生。他的名言“学问在性命，事业在忠孝”，鼓舞了一代学人，他的《治家格言》，不仅指导了中国人，更在民国初年被翻译成为英文韵文，流传海外。一六九八年的春天，距离七十三岁生日还有一周，柏庐先生自知大限已到，便让弟子扶着他整理衣冠、拜祭先祖；然后，将自己所撰写的《易经蒙引》和《四书讲义》交给儿子，说：“我将以这两部书去见先人。”接着，他启发身边的学生说：“你们要是能够将世道人伦、士品学术一担挑去，我也会愿拜下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句振聋发聩的遗言，令世人为之一振！即便是今天，人们读到状元彭定求为柏卢先生所写的墓志铭，都会感动不已，也会发起勇猛心“一担挑去”。即便力所不及，精诚所至，必有感应。毕竟，越是乱世，就越是需要柏卢先生这样真正的勇士。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历史感应统记；朱柏庐三代父子有亲的故事下”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