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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董牧孜
《女佣的故事》，[美]斯蒂芬妮·兰德著，低音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6月。
“家政”的工作看似平凡，却是最熟悉每个家庭最隐秘细节的人。洗手台上凝结的发胶，堵塞地漏的头发，马桶中的尿渍，床单上的阴毛……生活中的肮脏、琐碎与不可示人之处向他们敞开，被他们清理和掩埋，他们或许比当事人更能洞见自己内心的秘密。
曾有一些心细如发的“家政”，创作出好得令我们惊诧的作品。比如，美国保姆薇薇安·迈尔（Vivian Maier），一生拍摄了超过10万张照片，如今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街头摄影师之一；再比如，中国的育儿嫂范雨素，不动声色、举重若轻地书写苦难：“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美国女佣斯蒂芬妮·兰德（Stephanie Land）也是如此。她自小就想成为作家，尽管命运给她的前半生开了一些沉重的玩笑：破碎的原生家庭，实施家暴的男友，身无分文的她只能和九个月大的女儿躲进收容所，并利用助学贷款、社会福利津贴勉强度日。兰德见微知著，尽管主顾们尽可能地避免与她打交道，她却像一个游魂，通过房子里的细节，思索他们的生活、爱与哀愁。
斯蒂芬妮·兰德（Stephanie Land），单亲妈妈、清洁工、社会救助对象，同时也是一位专栏作家，文章散见于《纽约时报》《卫报》《华盛顿邮报》等，著有畅销书《女佣的故事》。图为斯蒂芬妮·兰德与她的女儿。
兰德的经历，印证了“人生实苦”，或许可以称为逆天改命的“励志”。她是真正的社会底层：单亲妈妈、清洁工、社会救助对象。后来，她同时也成为了一位专栏作家。当然，她最初只是将自己做清洁工的见闻、独自抚养女儿的种种艰辛记录在VOX专栏里。如同范雨素的爆红，当时兰德也并未料到，文章在3天内点击量能超过50万人次。随后被编辑和代理人发掘，被鼓舞着不断写下去。
在兰德的第一本书《女佣的故事》出版之时，《我在底层的生活》作者、社会学家芭芭拉·埃伦赖希亲自为她撰写了序言。后来，这本书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选入了2019年的个人夏季书单，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知名文化媒体的畅销榜或推荐书单上崭露锋芒，还被Neflix买下了影视版权。
不同于《我是范雨素》对命运那种嘲讽、幽默的温暖，《女佣的故事》的笔调辛酸而卑微，这本书中文版的副标题是“只想让我女儿有个家”，兰德始终念叨着，“光是养活自己，那不叫活着。”
我们在社会新闻、独立纪录片中，看到过许多生命力旺盛、性情动人的社会底层，在报道出名或影片获奖之后，他们依然过着与从前无二的生活。但兰德是真正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她为自己赋能。她用一台破电脑不停书写，最终翻转了自己和女儿的命运。
《女佣的故事》为她赢得了社会声誉。她曾是一个时薪微薄的清洁工，在十多个主顾的家之间奔波，如今她甚至需要雇佣清洁工来协助自己的生活。
或许，我们同样可以把《女佣的故事》作为社会纪实作品来读，它像是另一种版本的《乡下人的悲歌》，背后是普通人走向美国式“下流社会”的无可奈何。（“下流社会”原本是日本畅销书作家三浦展描述日本社会发展走向停滞后，年轻人安于向下流动的社会状态）
这表面上是一个女人在社会底层挣扎与奋斗的故事，它让我们感受到坚忍与力量，但同样也关乎“美国病”的方方面面：女性贫困、家庭暴力、住房危机、医疗制度、贫富差距、不稳定就业、昂贵的教育、社会福利制度等……兰德所承受的一切，同样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分崩离析的创伤与余震。只不过这一历史过程不是被精英述说和再现，而是由处在挣扎边缘的人自己所讲述。
美国有将近三千万人仰赖政府低收入补助，成为民众眼中的“税金包袱”。兰德是其中一员，她因此遭到那些比她幸运的人的敌意。阶级偏见总是居高临下地从道德和智力角度判断他人，却忽略了如今这个产能过剩的世界依然被“短缺”所统治。兰德如今是一位作家，同样也是为底层发声者，她参与了经济困难报道项目（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致力于推动针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高质量新闻报道，鼓励那些曾像她一样的人参与进来，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或许，这才是真正“乘风破浪的姐姐”，坚忍，热爱生活，绝不烂在泥沼里，一无所有也要凭微薄之力改变世界。
撰文 | 董牧孜
编辑 | 徐伟 罗东
校对 |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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