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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清代第二位皇帝，公元16611722年在位，年号康熙，死后溢仁皇帝，庙号圣祖。 康熙在位61年中，平定三落之乱，统一台湾，三次亲征准噶尔部噶尔丹，加强对喀尔喀和内蒙古的统治，平定西藏，注意河工、漕运，组织人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测绘《皇舆全览图》等等，的确在文治武功诸多方面做了些对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有益的事，但亦不应忘记他在位期间屡兴文字狱，残害士人，加强思想钳制的罪恶。
下面，仅择其要者略作介绍。庄廷魏《明史》案:庄廷魏，清初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人。庄自幼聪颖好学，但不幸十多岁时就双目失明了。庄根据司马迁“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立志要做个有著述传世的盲史，遂以银一千两从其邻居明天启朝宰辅朱国祯后人那里购得有关明史的未刊稿，又延请文人宾客编成《明史辑略》一书，冠以己名。顺治十二年(1655)，庄廷魏病死，其父庄允城为了却儿子心愿，在当地富豪、庄廷统的岳父朱佑明的资助下，历时5年，终于顺治十七年(1660)冬将《明史辑略》刊成发卖。因书中称人关前的满人为“建(州)夷”、“夷寇”，并言及明末抗清事，多触犯清廷忌讳，故浙人多有购得其书持之以敲诈庄家钱财者。这时，有个曾做过归安知县，后因贪污人狱、削职为民的昊之荣，亦从其亲戚处得到一部《明史辑略》，因多次敲诈不成，遂将书中犯忌词语摘取，于康熙元年(1662)冬人京上告。次年五月，刑部审结此案，拟罪奏报，因康熙帝年幼，由鳌拜等四辅臣裁处如下:主犯庄廷魏戮尸，父庄允城痪死京狱，亦戮尸，弟庄廷械凌迟处死，赞助人朱佑明亦凌迟处死。庄、朱两家子侄巧岁以上者尽行斩决。作序人李令晰(名士，崇祯十三年进士)凌迟处死。令晰幼子年16，法司令其减供一岁，可免死充军，其幼子以“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终不易供而死。参订者十余人，均江浙名士，亦凌迟处死。即刻书、印书、订书、送饭者，亦一应俱斩。“一刻字匠临刑哭日:‘上有八十之母，下有十八之妻，我死妻必嫁，母其谁养?’言毕就刑，其首滚至自门，忽然竖起，盖行刑之所，去家不远也”(陆萃行:《秋思草堂遗集))。说虽不经，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清廷滥杀无辜的不满和对死者的同情。还下令，卖书、买书者皆斩，藏书者与著书者一体同罪(庄氏史案材料见无名氏:《庄氏史案》，朱邦彦:(庄史案辑论》，节庵:《庄氏史案本末》，全祖望:《结琦亭集外编》卷22《江浙两大狱记))。庄廷滋史案到底死了多少人?通常谓72人斩决，其中凌迟处死者18人，妻妾儿孙及子侄15岁以下被流徙为奴者数百人。实际数字恐怕要比这大得多。有研究者根据当时因此案而被祸的竟达700家之巨，认为“被杀的人至少在一千个左右”(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中国禁书大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戴名世《南山集》案:一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号南山，安徽桐城人，搜长古文，为桐城派古文先驱，在史学上亦很有造诣。三藩之乱后，文禁稍宽，他便抓紧时机撰修明史，以存一家之言。为撰修包括南明史在内的明史，戴研读了年辈稍长的同乡学者方孝标所写的《滇黔纪闻》(方顺治间曾官内弘文院侍读学士，因事罢，后赴贵州探访亲友，被叛清称周王的吴三桂聘为翰林学士，不久逃归故里，因追记云贵风光及南明永历帝事，成(滇黔纪闻)，刊于所著《钝斋文集)中)，并在写给门生余湛的那封《与余生书)中对(滇黔纪闻)颇为称道。
康熙四十年(1701).峨氏门人尤云那将平日所藏戴氏书信、文章抄本百余篇刊刻成《南山集偶钞》问世，《集》中刚好收有(与余生书)。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已57岁的峨名世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编修。众所周知，截名世虽早有文名，但早年拒不参加科举，32岁后虽应乡试，人国子监，仍不时排议时政，减否人物.脾晚权贵，旁若无人。现在，他高中了，思想亦由原先的“极饮大醉，嘲谑骂讥”的“狂生”一变而为歌德派，竟满腔热忱地称颂当今天子“聪明神圣”，并再三表示要“弹厥忠诚，以报国家’，“无负于盛世”。可命运捉弄了他。正当已届晚落之年的他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有人向他狠下毒手了。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以《南山集》“肆口游谈，倒盆是非，语多狂悖”奏请康熙查处。康熙帝十分重视，指示严察审明。于是，此案先经九卿审议，再交刑部审理，规格够高的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正月，刑部等衙门题奏:“察审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有大逆等语，应即行凌迟，已故方孝标所著《滨黔纪闻》内，亦有大逆等语，应剑其尸徽。狱名世、方孝标之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岁以上者俱查出解部即行立斩。其母、女、妻妾、姐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亦俱查出给功臣家为奴。……方孝标同族人，不论服之已尽未尽，逐一严查，有职衔者尽皆革退。除已嫁女外，子女一并即解刑部，发与乌喇、宁古塔、伯都纳等处安插。汪旅、方苞为戴名世悖逆书作序，俱应立斩。
所谓《南山集》中的“大逆”语.实不过该书在记述南明人物时仍采用南明各朝(弘光、隆武、永历)年号，而不用当时已建立起全国性政权的清王朝年号，这当然犯忌;再就是尊称故明亡君，如仍称崇祯帝朱由检为“上”，对明亡时尽忠明朝的大臣及残存的南明，流露有崇敬、眷恋之情等，并无直接诉毁、诽谤、敌视清王朝的文字。鉴于此案适与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朋党之争纠缠在一起，太子党欲借机扩大打击面，以致先后有三四百名官员和士人牵连进此案，还算清醒的康熙为稳定时局，对此案先是迟迟不作表态，后又坚持尽t缩小打击面的方针。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由康熙钦定的这个案子的最后处理结果是: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急处斩。方孝标已死，戮尸。其他有关人等，皆免死，从轻发落(戴名世案材料主要见无名氏:《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全祖望:(结琦亭集外编》卷22《江浙两大狱记))。
康熙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清王朝已建立六七十年，立足已稳，反清复明的思想、行动已趋衰落，借此表示一下自己的自信与宽容实不失为这位60岁老人的一着高棋。人们称道“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固然是对的，但亦不应忘记:斩截名世还是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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