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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良渚发现多处史前遗址
1959年
以良渚遗址为命名地的良渚文化被确认
2007年
良渚古城发现
2019年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
7月，一声木槌落停，清脆之音通过屏幕，跨过山海，传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耳朵里。考古界、学界83年四代人的坚持，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着它的宏伟、精致。
为这一刻，我们等待了太久。
缘 起 · 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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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的施昕更 资料图
1936年的开春，繁花开遍杭城，古荡老和山下建造公墓时，发现一些文物。
一位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工作的年轻人参加了这次发掘。他叫施昕更，杭州余杭良渚人，25岁。他并非考古科班出身，而是自学成才。
↑ 上世纪八十年代反山二十号墓中部文物出土情形
仿佛命中注定一般，不过短短一天，这个年轻人就发现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尤其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曾在家乡也见过。
他随即便回到了良渚，一口气进行了三次田野调查。最终，他于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就此揭开了良渚遗存考古的序幕。
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在博物馆的支持下，施昕更主持了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1937年春天，施昕更写就了5万余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一书，制图100余幅，详细介绍发掘经过、收获，提出颇有创见的看法，也成为发现良渚遗址的第一人。
↑ 日军铁蹄踏过断桥白堤
对于《良渚》，我们预想的步骤是这样的：撰写、编辑、校对、印刷、问世、大卖、震惊三界、走红。但历史不是童话。动荡年代里，这一切都随着1937年日军占领杭州而走向了另外一个令人泪目的结局。
当时已投入印刷出版的《良渚》随着杭州的沦陷，被迫难产。施昕更携带报告原稿，同其他博物馆工作人员们一起将大批文物从沦陷的杭州抢救到浙江南部。流亡途中，施昕更决定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
↑《良渚》卷首语
“这本报告，随着作者同样的命运，经过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终于出版了，虽然是值得欣慰的事，但是此书既成，反不忍卒读，更感慨万端！遥想这书的诞生地——良渚——已为敌人的狂焰所毁灭，大好山河，为敌骑残踏而黯然变色，这报告中的材料，也已散失殆尽，所以翻到这书的每一页，像瞻仰其遗容一样的含着悲怆的心情。”施昕更在《良渚》的卷首语开头这样写道。
1938年，印刷完毕的《良渚》交到作者施昕更的手中时勉强算是个半成品：甚至连裁边都没有完成。而他所憧憬的再次回到故土进行发掘工作的梦想还没有来得及实现，就因为感染猩红热无药医治，在次年5月离开了人世。
25岁偶然成为发现良渚遗址第一人，28岁离开人间。他用生命最后的短短3年，一手推开了良渚文明的大门。
传 承 · 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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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反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照
↑ 考古发掘工作场景 金玉琴/摄
↑ 考古人员精心剥剔随葬器物
1949年解放之后，良渚的考古和保护一直在进行。1959年，以良渚遗址为命名地的良渚文化被确认。1986年，反山、瑶山、莫角山等100多处遗址点，如同一颗颗珍珠陆续浮出水面。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将散落的珍珠串成了项链。
00:59↑ 施时英与良渚
施昕更的孙子，良渚遗址管理所副所长施时英也成了良渚保护的亲历者。1994年，良渚博物馆建成，19岁的施时英就去馆里工作。他反复阅读了爷爷写的那本著名的《良渚》，不断地学习和充实，使他一步步地了解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认识到了保护的意义。
↑ 施时英与良渚
从懵懂的青年步入了沉稳的中年，从门外汉到遗址保护管理的行家里手，“这25年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施时英说。
@汤荣华/摄
@杭庆龙/摄
@华金秋/摄
@曾新民/摄
遗址保护工作本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普及人们的保护意识，施时英摩托车被盗、轮胎被扎、被人推搡打骂都是常事。恰恰也正是这些“艰难险阻”，让他似乎一下明白了当初爷爷考古时的坚持，坚定了“守宝”的决心。
如今，良渚保护区里，违章建筑为零，周边村民的居住环境也有了质的提升。
↑ 良渚遗址管理所副所长施时英
施昕更用生命最后的3年，一手推开了良渚文明大门；施时英用25年来守护良渚文明。施时英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报考文博专业，把施家对良渚的这份情义和责任继续传下去。
正是因为这份主动承担的责任心与代代相传的坚守，良渚文明5000年前的神秘面纱才得以揭开。心之所向，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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