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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历史，大家的印象更多是军事战争，政治宫斗等事件，更多的关注点是在某个历史人物身上。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财政来看，中国历史的样貌，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估计很多对财政这个角度的了解不深，一个国家需要对国家的财富进行收支和管理，这就是国家财政。
那国家财政和个人的财务，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古时候有一个人，在街坊邻里中很有威望，大家有事都喜欢找他出主意。他要求十里八乡的乡亲把家里的粮食和布匹送到他家，让他来使用。咋一听可能会觉得，凭什么？这不是抢劫吗？
这个人其实是大禹，他要这些东西就是为了治水，看到这相信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财政的公共性
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财政和个人财务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公共性。
大禹要钱要资源是为了“治水”这个公共需要，甚至还可以为了这个需要动用武力。用财政的角度来理解，就是满足公共需要实财政，是可以运用强制手段的唯一合法理由。
公共性和强制性，是国家财政最重要的两个性质，只有为了公共需要才能动用强制的力量。在古代中国，强制性可以理解，公共性从哪里来呢？
的确，不只是中国，在人类发展的初期，国家财政中几乎都能看的强制性，公共性就非常不明显。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公共性反而越发明显，强制性反而隐没。
也就是说，强制力应该受到公共性的约束，这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共识，而是在历史搜索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所以，如果从财政的角度，可以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一部统治权不断走向公共化的历史。
如果按照时间的来看历史，朝代政权迭代，每个朝代从兴盛到衰亡，中间还有一根线串联着，这根线就是财政。
国家发展的三个阶段
按照财政来划分中国历史，大致可以把国家分成三个发展阶段。
国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城邦，一般出现在国家这个形态刚出现的时候，比如古希腊和古代的西周都是城邦。第二个阶段是帝国阶段，中国的战国到清朝，都属于帝国。第三个阶段，就是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是主权国家，跟古代国家不一样可以理解，那城邦和帝国还有啥不一样呢？城邦和帝国的区别，就在于国家的主要支撑点不一样。
先看城邦，那个时候对国家来说，土地是稀有的，相比之下，人口就显得特别稀缺，国家的支撑点就是人。谁能笼络住足够多的人口，谁就能掌握最宝贵的资源，谁就能发展好。
城邦的领袖是宗教、家族或者军事首领，结合了统治权和个人魅力的权威。一个人群中具有人格魅力的人，就可以行使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就有高度的私人性质。
到了城邦后期，随着人口繁衍，土地相对于人口来说开始变得稀缺，扩张就成了城邦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外夺取更多的土地，对内更有效率地使用土地，这样就出现了以土地为支撑点的新类型国家，就是帝国。
这个时候，君主的统治权实际上就来自于对土地的所有权，统治权开始表现出一定的公共性，但主要的决定权还是在私人手上。
到了帝国晚期，事情又开始出现变化，经过长年累月争夺土地的战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逐渐确立，人口也相对固定下来，帝国很难再依靠向外扩张来处理内部关系。
同时，君主个人行使公共权力这种制度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生活在国家里的人口要求，得有一个经过公众统一后形成的组织来行使公共权力。这样，公共权力逐渐脱离统治者个人，现代国家就出现了。
看到这，你会发现，统治权的公共化，背后的本质是财政权的公共化。
税收的三种方式
国家的财政权，体现出来的就是税收。
国家要收税得有个对象，这个对象现代财政叫“税柄”，靠税柄就能方便地收税。用税柄来区分，可以把税收的形式分成三种：税人、税地、税商。
以人口为税称为税人，就是让人亲身服役，或者按人头征税；
以土地为税柄就是税地，就是按土地的面积和等级来征收粮食或货币；
以工商业活动为税柄就是税商，就是针对商品交易额、商人财产、商业活动收益征税，或者政府运用行政权参与商业活动谋取利润。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三种税柄实际上都在使用，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发展阶段中，有侧重的主体方式。
城邦时代以人口为支撑点，主要就是税人。西周时期的周天子，主要财政收入就来自千里王畿内民众的亲身服役。比如民众自备武器为周天子打仗，就是服军役；为周天子耕种公田，是服劳役。
帝国时代主要就是依靠税地，比如说依照土地面积区分土地的等级，以实物或货币形式征收田亩税。税地在理念上始终是中华帝国的正统财政收入形式。
握着实现公共权这根金线，从财政视角再来看一看古代中国，会发现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各路历史人物都在不断地寻找合适的财政收入，这注定了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各种精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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