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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时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崔笑天 北京报道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已持续近两个月，期间所有人的情绪都紧崩成一束细线，漩涡中心的武汉尤甚。此时此刻，对于那些武汉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病房中身体虚弱的患者、亲人离世的家属来说，进行及时的心理危机援助非常重要。
2月9日，浙江省第三批医疗队驰援武汉。在300余名医护人员中，两名心理医生分外惹人注目，他们是温州康宁医院集团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唐伟教授和资深心理专家刘志宏教授。这也是浙江省首次组建心理危机干预和救援专家组奔赴武汉，为医疗队员与患者进行心理疏导。
唐伟是国家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他早在2008年就赴汶川进行地震心理危机干预工作。2月8日午夜他接到温州康宁医院董事长管伟立的电话，告诉他8个小时后就要出发。唐伟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从事这个工作，基本上都是临时出动。家里大包小包有十几个，遇到多大的事情，背什么样的包，都是准备好的。”
2月9日，浙江省医疗队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当天唐伟就开始了工作。2月19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他向记者详细分析了目前医护人员、患者出现的心理问题，也提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难点与空白点。
以下为唐伟口述，《华夏时报》记者整理。
10天左右医护人员会出现失眠、轻度抑郁和焦虑
我们是浙江省驰援武汉的第三批医疗队成员，也是首批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咨询师。对医护人员来说，刚来这几天心理问题不大，应激的强度还没有过去。过了10天左右，就会发现一些问题。目前最常见的，就是出现失眠、轻度抑郁和焦虑。
首先，一线的医护人员都是热血青年，很多人在什么都没想的情况下，就全部冲进来了，包括我也是这样。但是一进方舱发现与自己想的是不一样的，人员比较少，工作强度比较大，比如护士轮班没有休息，也没有人能替换。并且，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重大灾害时，比如汶川地震，一线的医护人员15天左右就要换一批，不然的话人到极限就受不了了。所以好多医护人员会出现焦虑、不安、紧张等情绪。
其次，还有部分队员出现了过度的紧张，甚至有点惊恐障碍，这主要是穿防护服造成的。平时，我们很少长时间的进行这种防护，防护服里空气不是很流通，有点憋闷，会因紧张导致过度换气。有队员脱掉防护服之后还是感觉很紧张，气上不来。我们会去教他们怎么放松，怎么面对，从心理方面告诉他们，有这种反应是正常的，要学会接纳。如果真的惊恐比较严重，暂时就先别进方舱医院。
同时，每个人都不知道新冠病毒在哪里，也不知道谁旁边有病毒，似乎周围都是病毒，被迫提高警惕性。有队员出现反复洗手、反复换鞋换衣服、反复往身上喷酒精等强迫的症状。还有一些躯体的转换症状，比如头痛、头昏、胃肠道不舒服，甚至有些便秘、腹泻。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好多护士都有点“被英雄”的感觉。比如可能是由于舆论的宣传，这些女孩子过来了之后全剃光头。从心理角度来讲，这是没有必要的，你要尊重个人的意愿。
当医护人员“被英雄”之后，对心理造成的创伤可能比正常的创伤还会大。被称为“英雄”的人一般不能哭，要勇往直前、不可战胜。在外面，她们就得表现出这种非常强悍的感觉，到了晚上，只能一个人在房间哭泣，自己接纳、消化这些负面的情绪。因为“被英雄”，她们不敢跟我们倾诉，也不敢流露，这会导致心里一直压抑，焦虑、抑郁更加严重。
而那些照料重症患者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理创伤会更大。因为他无时无刻不面对死亡。当医疗器械不足、抢救手段无法实施时，会让医护人员产生挫败感与内疚感，觉得束手无策。
警惕患者心理问题
国家决定随队派心理医生过来，是一个很英明的决定。我们这次过来，除了保障医护人员的身心安全，也要保障患者的身心安全，避免心理问题的大规模出现。
现在，焦虑、恐惧的蔓延比疫情还严重。尤其在方舱医院里边，如果由于言语或者其他的方面导致患者的心理没有被满足，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冲突，这种情绪就会蔓延。情绪一旦蔓延，不是一个两个患者，少则一两百，甚至一两千。心理学上有羊群效应的概念，其他人本来是有些不满的，不敢讲，但是一旦有一两个患者领头，把激动、不满的情绪都发泄出来，可能就会导致群体事件。
患者的心理分四个过程，麻木期、愤怒期、接受期、恢复期。
首先是麻木期，也就是不接受期。我怎么会得这个病？为什么我要得这个病？在此期间患者对外界反应迟钝，不愿意跟人交流，出现躲避。
其次是愤怒期，当患者明白自己已经得了新冠肺炎，就会愤怒后悔。我为什么那天去买东西？我为什么要出门？我为什么不戴口罩？这个时期情绪比较激动，甚至会发泄到医护人员身上。需要警惕的是，这时还会出现一种“英雄主义者”，他们会想我就不戴口罩，反正我已经感染了，之后死就死了，却没有想到传染了很多人。
然后是接受期，这时情绪比较平稳。已经感染了，该发火也发火了，该进舱也进舱了，患者接受现实。
最后是恢复期，患者会在出方舱以后慢慢平复自己的心情。这四个过程没有固定的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心理素质，每个人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医护人员或患者在3-6个月以后可能会出现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现在我们要把有自杀倾向的人甄别出来，把它消灭在萌芽中。
汶川地震时，国家也派心理医生过去了，我就在其中，那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次我们开展工作有一些难度。
对汶川地震的受害者来说，我只要在帐篷里，或者在空旷的地方，从心理上讲就是安全的。但是现在在武汉，没有地方是安全的，这是最恐怖的，一切都是未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携带者，他不知道我是不是携带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接触过的这些人，是不是携带者。在方舱里面，担心的事情会更多，会不会形成交叉感染？会不会出现药品不够、抢救不及时的问题？
并且，在汶川地震时，我们可以面对面与受害者聊，哪里有问题了，直接找到这个人，或者大家围在一起做心理疏导。
但是在武汉，我们缺少防护的经验，总部也不建议我们进舱。心理医生来到这里之后，根本没有办法面对面去做个体、集体心理疏导。目前，我们主要通过电话和微信开展工作，有一定的局限性。心理医生要知道咨询者的知、情、意，我们要看到他的表情、眼神、动作、言语，甚至他处的环境安全不安全，这是我们评估最主要的参考。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能凭经验，凭他的语言，凭他的语速，甚至凭跟他聊天，能不能聊出来这个内容来判断。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现在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他要自杀，我就根本没有办法知道他周围的环境。可能他现在就坐在十几层楼上，和我讲着电话就跳下来了。也可能他是跟我开玩笑。环境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也不知道他身边有没有这些不安全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压力也很大。
关注康复者及亡者家属的心理干预
目前，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其实还有两个群体亟需心理医生发挥作用。一是出舱的康复者，这些人现在比较安全了，应该把他们集中到一起，开始做心理援助。还有死亡患者的家属，需要进行哀伤干预，他们承受着亲人死亡的痛苦，自己隔离的痛苦，无数的痛苦和这么多的心理压力，需要我们赶紧想办法去帮助他们。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还需要更多的心理医生来到一线。
我们现在有两个人，我和我的同事刘志宏主任。我们已经把自己的电话、微信，以及其他的联络方式，放到了各个方舱医院，也给浙江省所有的队员建了群。现在我们24小时接诊，一直在不停地工作。
我现在没有办法谈休息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咨询者打来电话，只能没电话的时候在那躺一会儿，有电话必须起来接，不管是半夜还是什么时间。好在，我的睡眠还可以，基本上躺在床上，眼睛一闭就能睡着。
2月8日半夜我接到通知，第二天早晨就走。老婆已经习惯我突然出差，平时我走的话她是不会送的，但是那天她要送我，最后我还是没让她送。当时她说了一句话，虽然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话，我还是觉得她是第一个说的。她说，“武汉人民，我跟你们讲，我丈夫是借给你们的。中国人讲，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到时候你们要把他还给我。”
小孩也知道点这些事情。我走的时候，女儿也在问我，武汉这边这么危险，你现在为什么要去武汉？我用了一个她能接受的语言说，武汉这边有好多的妖怪，爸爸去打妖怪，打完妖怪就回来！
现在我每天会和家人发微信聊聊天。我们心理医生也要求所有的队员每天最好跟家里通话或者视频。对他们来说，家里的支持是最强大的支持，要比我们心理医生还要强大。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陈岩鹏
战疫口述｜武汉一线心理医师唐伟：不要让医护人员“被英雄” 康复者及亡者家属亟需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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