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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喽大家好小编今天给大家讲讲秦孝公集团力挽危局。面对如此险境，秦孝公轴心层并没有坐以待毙。秦孝公轴心层的第一个作为，是推行新政以稳定危局。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孝公初期推行的新政，主要方面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这四个方面政策的实际推行方式是：其一，布惠。实行普遍的惠民政策，减少赋税，赈济穷困等，使庶民从穷困的战争生活中稍有喘息。其二，振孤寡。对战争造成的孤儿、孤老、寡妇等弱势群体，由官府实行救助政策，以确保其生存与振作。其三，招战士。补充兵员，以防止不期而来的战争。其四，明功赏。对既往立功的将士给以爵位彰显，并实际赏赐。
如果不是后来的商鞅大变法，秦孝公的新政完全可以被视作一次变法。至少，它与齐威王的吏治变法比较，没有什么差距，甚或要更为全面深刻一些。后来的燕昭王、齐襄王等，都是因为仅仅如此这般的作为，成为了一时明君。我们要强调的是，秦孝公的初期新政，充分说明了当时秦国的领袖层已经有了强烈的变法欲望。这种欲望，不是凭空生出的个人主张，而是现实危难激发的深刻的社会需求。否则，无论后来商鞅的个人才具如何突出，秦国社会都不可能承受如此前无古人的剧烈变革震荡。秦孝公的第二个大作为，是向天下发出“求贤令”，宣示浓烈的强国愿望。
从黄帝时期开始，中国远古政治中就产生了悠久的求贤传统。梦贤、访贤、遇贤、思贤、任贤、选贤、尊贤的传说故事与现实故事，不绝于中国史书。春秋战国之世，国家竞争剧烈化，对优秀人才的需求大为紧迫，各国君主都在或强或弱地强调着、彰显着自己对贤士的渴求。尤其是战国时代，无论各国实际使用人才的程度如何，都在高调宣扬“尊贤”。这一方面的思想与现实，《墨子》的《尚贤篇》有集中的论述。战国君主中，大有实际不用贤士的君主，但几乎没有一个敢于在行动上、语言上不尊贤的君主。也就是说，各国至少都要在舆论上显示自己是重视人才的。
譬如魏惠王，也称梁惠王，就是一个很喜欢大作“尚贤”文章，而实际上却很忌惮贤士的典型。所以，在那样的时代，国君“求贤”，并不是令人惊讶的举措。但是，以“求贤令”这种特定方式搜求人才，却实在是空前之举。什么是求贤令？就是向天下各国都发出文告，宣示自己搜求人才的决心，宣示自己的强国愿望，诚恳邀请列国士子进入秦国建功立业。关于这一“求贤令”的下达与发放范围，《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是：“下令国中。”也就是说，这是对国内的文告。但是，商鞅能在魏国看到求贤令而进入秦国，这说明，它虽然在性质上是国内文告，但其发放范围却是面对天下诸侯的。这一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举。
所谓创举，不仅仅在于它第一个开创了这种搜求人才的方式，更为根本的，是其思维方式的突破。它打破了此前两千余年有针对性的个体求贤的经验主义传统，第一次以文告征召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向社会普遍地搜求人才。此后两千余年，直到当代社会，这种面对社会征召政治人才的方式，依然是最主要、最通行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秦孝公赢渠梁，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大政治家的创造性政治才华对于这篇引发历史裂变的千古雄文。这则求贤令，是一篇极富精神力度的空前文告。至少，它的几个基本方面，是此前任何一个大国君主的文告都不敢涉及的。
其一，它集中回忆了春秋秦国在秦穆公时期的功业高度。政治上东平晋国之乱，确立了秦国的天下影响力。疆域上确立了东部以黄河为界，西部兼并戎狄12国，成为地广千里的大国。这是此前秦国最辉煌的时期，“甚光美”——多么光荣多么美好的岁月啊！显然，这是秦孝公君臣此时的梦想—恢复穆公之世的“光美”伟业。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也对天下贤士提出了一个邀约：秦国的目标就是如此，愿意入秦的贤士，就是要以强大的秦国为目标。其二，它历数了秦国几代昏君的乱政。除灵公、惠公两人没有提及外，其他四个先代君主都提到了。《求贤令》对四任君主造成的危害，归纳了三点：一是导致政治动荡不宁；二是导致国家内忧重重三是导致秦国长期对外封闭。在具有悠久的“尊天敬祖”传统的华夏族群领袖中，敢于如此痛陈先辈君主过失与罪责的，秦孝公此举实在算得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个案了。
其三，明确宣示重赏功臣的政策—“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尊官分土是什么？就是与强秦功臣分治秦国，使这个功臣，达到事实上拥有土地与民众的诸侯地位。这一重赏政策，在此前近三千年的历史上，是空前未见的。到了后世，“分土”于功臣更是一种明确的政治禁忌。西汉首任皇帝刘邦，在死前曾与功臣们约定，非刘氏不得封王。就是一则绝对禁止臣下拥有封地的强制性盟约。如此目标，如此胸襟，如此政策，可见秦孝公“求贤令”的超越意义。秦孝公的第三个大作为，直接推动了震撼天下的商鞅变法。让我们暂且抛开一些细节，先对这次变法的大阶段作一番历史情境的直击。这次变法的正式开始，是秦国高层展开的关于秦国要不要变法的大论战。也就是说，统一认识是在序幕性的核心筹划之后，是秦国变法的真正起点。
请注意，秦国这次关于变法的论战，在战国时代的各国变法中是最为深刻、最有公开性的一次实质性论战。这次论战，涉及的基本问题有三个方面。参与论战的保守派与变法派，都提出了最具有历史经典性的理念。其一，关于要不要变法的问题。以甘龙为首的保守派提出的核心理念是：变法不利于国家。“不易民而教，不变法而治；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提出的理念是：国家强大的希望，只存在于变法之中。“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其二，关于对秦国旧法的作用评价，以及新法的作用与意义问题。
保守派的主张是：旧时秦法“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成，不当改变；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议君”。商鞅提出的主张是：“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也就是说，无论秦法曾经如何，为了强国，为了爱民，秦法都不应当因循旧法，而应当推行变法。其三，关于如何对待天下舆论的问题。依据史料，这场大论战发起的缘由，是秦孝公顾忌天下舆论而举行的。也就是说，这是秦孝公为了应对天下舆论，而主动发起的一场为变法正名的论战，既有对外宣传战的目标，也有对内统一认识的目标。这就是“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后来的《商君书》，将此次论战称作“孝公平画”—由秦孝公亲自策划的一场对变法风险的评估论证的高层会议。
显然，保守派充分估计到了寻常君主对身败名裂的畏惧，将“天下议君”当作变法的最大不利后果提了出来，并郑重警告：“愿（秦孝公）熟察之”，要达到阻止变法的目的。商鞅则坚定地提出了两点主张：一是不怕天下的批评、攻击与议论；二是变法成功的事实可以改变舆论。“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也！”—这是不怕。“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这是舆论可变。
根据小编了解都最后的结果是，秦孝公拍案决断：“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之不疑矣！”——浅薄轻狂者高兴的事，有见识的人就要担忧了；拘泥于世俗偏见议论的事，我再也不因为它们疑虑了。这次大论战取得了显然的成功。之后，商鞅任左庶长，立即开始推行变法。各位读者朋友，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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