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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革新与白话文运动
晚清时期的散文,几乎全为桐城文派所笼罩。他们讲究所谓“义法”,并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作为写作上探究的原则,不论内容与形式,都设置了许多清规戒律。
到了戊戌时期,维新派高度重视散文在舆论宣传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鉴于宣传变法维新的政论文章需要冲破桐派古文的束缚,于是在“文界革命”的旗帜下进行散文改革,创出新体散文。梁启超提出“文体革命”,并自创“新文体”,为晚清文体解放开辟了一条道路。
这种“新体”,“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瓜分危言》、《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新民说》等大量时论散文,抛弃了桐城派的古文“义法”,感情充沛,清新明快,完全是一种自由式通俗化的文体,令人“耳目实为之一新”,深受人们喜爱,“一时风靡海内”“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直到辛亥革命后,严复《与熊纯如书》在谈到梁的散文时还说:“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個然暗杀矣;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最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由此足以说明梁启超散文影响之大了。
“新文体”虽然自由、通俗、浅显、明快,但不是白话散文,顶多算是文白参半的通俗散文。而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要开通民智,变革旧风俗,则越来越需要使用语文合一的白话文,逐渐取代艰涩难懂的文言文;同时这也是文学革新运动走向深入、不断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戊戌至辛亥时期,中国出现了一场白话文运动。在维新派的文艺理论中,诗歌的“我手写我口”,小说的“与口说之语言相近”,散文的“务求平易畅达”等,都已接近于语文合一的要求。而提倡白话文最力的是裘廷梁。
1898年春,他在上海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文言兴而后实学白话行而后实学兴”。提出要多办白话报刊,以传播新知,开通民智。
他在无锡创立了白话学会,并创办了《无锡白话报》。《无锡白话报》在当时是一份影响很大的白话报刊,它在宣传、提倡白话文方面所做的工作,对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文体革新思潮影响下,在裘廷梁等人的倡导下,戊戌至辛亥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取得了斐然可观的成绩。
据统计,1901至1911年,创办白话报刊123种,几乎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新疆、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也都有白话报刊。另外还出现了白话本的教科书和宣传民主革命的小册子。
通俗易懂的白话文,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特别是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提供了极大方便。秋瑾的《警告姊妹们》、《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等宣传民主革命和妇女解放的白话散文,明白晓畅,感人至深。
陈天华的《警世钟》作为一本以白话写成的宣传革命的小册子,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的民族灾难,透彻地阐明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深受读者欢迎。
邹容的《革命军》虽然不是用白话文写成的,但文字“浅近直接”,通俗易懂,脍炙人口,感情充沛,出版后,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万册,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功莫大焉。
戏剧改良
在中国传统社会、传统观念中,戏剧与小说一样,同样受人贱视,也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整个文艺变革运动的影响,戏剧的社会作用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维新派认为,戏剧甚至比小说的作用还要大,“虽聋得见,虽盲可闻”,“欲无老无幼,无上无下,人人能有国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戏剧末由”。
革命派同样很看重戏剧的重要作用,并于1904年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专业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柳亚子、陈去病等纷纷发表戏剧方面的论文,阐述戏剧的社会功能,努力提高戏剧及艺人的社会地位。
他们认为,戏剧具有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的特点,它通过演员在舞台上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词俚”、“情真”、乐人、动人,为厂大群众喜闻乐见,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有很强的感染力,潜移默化,移人性情。
正因为戏剧具有“入之易而出之神”的“同化力”,进而被革命派认为,用戏剧来宣传反清革命,比起演讲、学堂、书刊及其他文艺形式,收效更快更好,“其奏效之捷”,甚至超过“劳心焦思、孜孜以作《革命军》、《驳康书》、《黄帝魂》、《落花梦》、《自由血》者,殆干万倍”。
他们一反封建社会形成的鄙视戏剧的传统观念,给戏剧和戏剧演员以应有的社会地位。陈独秀撰《论戏曲》一文指出:演戏不是“贱业”,从中国戏曲的发展来说,“当今的戏曲和古乐是一脉相承的”,不应贵古而贱今。
以西洋各国的情况看,演戏和“一国的风俗教化极有关系”,因而“是把戏子和文人学士一样看待的”;演戏和其他职业是平等的,“世上人的贵贱,应当在品行善恶上分别,而不在于执业的高低”。陈独秀强调:“演戏之为功大矣”,“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戏曲是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
为能更好地服务于政治启蒙,特别是服务于反清革命,革命派的文化人士在戏剧改良和革新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创作了大量有利于反清革命的历史剧和时事剧。
据阿英先生统计,截至1911年,创作各类戏曲剧本160多种,包括传奇54种,杂剧40种,地方戏51种,话剧16种。其中,“引古鉴今,明夷辨夏,激动种族之观念”,以及鼓吹“推翻这专制政府,扫灭那无道昏君”的中外历史剧,占了很大比重;也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和歌颂革命党人英勇事迹的作品。
在编演时事新剧和历史新剧方面,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是被称为“剧班第一革命巨子”的汪笑侬。夏月珊、夏月润弟兄和潘月樵等京剧艺人,对新剧的编演也起了推动作用。
他们编演的代表性剧目有:《波兰亡国惨》、《缕金箱》、《游侠传》、《博浪椎》、《摘星楼》、《断头台》、《革命军传奇》、《苍鹰击》、《轩亭冤》、《六月霜》、《黑龙江》、《俄占奉天》、《扬州梦》、《爱国魂》、《崖山哀》、《陆沉痛》、《风洞山》、《海国英雄记》等。
在晚清戏剧革新运动中,还诞生了一个新的剧种—话剧,当时称为“新剧”或“文明戏”,以区别于传统戏曲。话剧诞生于1907年。这一年,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为骨干的春柳社,在东京演出了话剧《茶花女》(第三幕)和《黑奴吁天录》。
《黑奴吁天录》是根据林纾翻译的美国斯托夫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一出话剧,有完整的剧本,全部用口语对话,是纯粹的话剧形式。该剧富有强烈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很能打动观众,深受留日学生和旅日革命人士的欢迎,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十分成功。不久,王钟声在上海组织春阳社,将此剧改编后再次搬上舞台。
此后,王钟声还组织演出了《秋瑾》、《徐锡麟》、《官场现形记》等宣传民主革命、揭露官场腐败的新剧另外,任天知组织的进化团,对初期话剧运动也有较大贡献。进化团成立于1910年,是一个职业的新剧剧团。该剧团除在上海演出外,还到南京、芜湖、汉口、宁波等地演出。
所演剧目多半是反映现实的政治问题,宣传反清革命,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进化团于1912年秋解体,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在话剧的启蒙方面,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方面,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20世纪初年戏剧革新运动方方面面的情况来看，虽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还不能正确认识文艺和社会政治的关系，片面夸大了戏剧的社会教育作用，把戏剧作为从属于反清革命这一政治需要的工具对待，忽视了作为文艺的本质特征，具体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剧本中塑造的人物大都比较概念化，缺乏丰满的有血有肉的鲜明性格。
从而影响到剧本和演出的整体的艺术质量但革命家们革新戏剧的理论和实践,对改变传统落后的戏剧观念,对推动中国戏剧的进步和发展,仍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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