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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公元581年-公元619年)享国38年，历隋文帝、隋炀帝二世而亡，还没一个正常人的寿命长，所以隋朝是短命王朝。其实隋炀帝并非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骄奢淫逸，暴虐成性，这些只是后世人受了民间传说和演义小说《隋唐演义》的影响强加给他的标签。大隋朝短命的原因不在此而在其他。本问题连问两个问题，题主的本意应该是想要用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来解释第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咱们就来聊聊这位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所做的那些事儿。首先要为隋炀帝平反，他并不是像人们普遍认知的那么坏杨坚的儿子叫杨广，他在历史上非常有名，通常都叫隋炀帝。
隋炀帝是杨广的谥号。谥号是黄帝死后后人给他取的名号，用来概括君王的一生，比如，谥号“武”的帝王，大都是武功卓越，打过大胜仗；谥号“文”的帝王，一般治理国家很有功绩，或者本人学问水平很高。杨坚就谥号“文”，被后人称为隋文帝，隋炀帝的这个“炀”是个极坏的字眼儿，是只有暴君才能得到的评价。因为杨广是隋朝最后一个皇帝，他死后隋朝也灭亡了，选谥号的工作就交给了唐朝的君臣，唐朝抢了杨广的天下，自然也就不会用什么好词儿了。杨广的确不是一个好皇帝，他给全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是传统史书对他的批评有一些问题。儒家历史学者的逻辑是这样的：儒家讲道德，认为皇帝只要遵守儒家道德，就能治理好国家。
之前杨坚搞得那么好的国家，被杨广给弄亡国了。问题出在哪儿呢？那肯定是因为杨广没遵循儒家道德。儒家道德最强调的是“礼”，那么儒家学者在总结杨广亡国经验的时候，就着重寻找他逾越礼制的一面。在儒家伦理中最不守礼的行为就是不孝顺和乱搞男女关系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隋炀帝既忤逆又荒淫。传说，他谋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又说他后宫美女无数，全国遍地都是他的行宫和宫女，甚至霸占父亲的妃子。他下江南的时候逼迫妙龄少女在岸上给他拉船，就为了在船上看看一乐，私生活可混乱了。其实杨广的私生活并没有那么不堪。谋害亲生父亲的说法，没有足够的史料支持。
他也并不酷爱女色，因为他的子女数远少于历代帝王的平均数，史书上记录在案的嫔妃数量也极少。至于逼民女拉船等等，其实是明代小说虚构的情节，史书上根本没有记载。杨广也不是不理朝政的昏庸皇帝，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非常喜欢读书，文化水平很高。在没当上皇帝之前，他主持编纂过规模庞大的文集。在当上皇帝之后，他勤于政事，前期把国家治理的很好。总之，杨广既有抱负，也有能力，统治前期称得上是英明君主。杨广最后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不是因为他的私德问题，也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差，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杨广对政治的见解很是高明:修筑大运河可以解决新生国家面临的诸多顽疾，而且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杨广和他的父亲一样，认识到门阀贵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
杨广登基后，决心用一个大工程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为什么皇帝要依赖一大堆官员为他管理地方事务呢？那是因为中国的面积太大了，交通又不便，从中央到地方传达一条命令要很长时间。让中央来直接管理地方事务是不现实的。那些门阀贵族之所以敢跟皇帝叫板，就是因为他们在地方有很强的势力，中央管不了的地区，他们近水楼台都给管了。换句话说，如果能缩短从中央到地方交通所需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也就可以削弱地方门阀的势力。再想干掉门阀就更容易了。杨广要干的大工程就是解决中央到地方的交通问题。关陇地区的中心是长安，关陇贵族的大本营自然也在长安。
隋朝的首都一开始也是长安，但是杨广决定把首都迁到洛阳。我们打开中国地图，先找到长城这条线，长城以南一直到长江流域，这一片土地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也就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安城位于这个地区的西北角，比较靠边儿，而洛阳正好位于这个地区的中央。首都位于地图中间，可以减少从首都到全国各地的时间，但这还不够，还应该加快交通速度。一种办法是修高速公路，在古代叫做驰道，是一种非常平整的马路，马车可以走得很快。但是马车的速度再快也有限。真正高效的运输方式是水运。物理学告诉人们，限制运输能力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交通工具前进时产生的阻力。
拉车的马匹就是负责克服车辆和地面的磨擦力的。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承载能力。对马车而言，货物不能把马车压坏了，不能把路面压塌了。对于水运来说，以上两个因素都有巨大优势。船在水中受到的阻力比马车在路上受到的摩擦力要小很多。船只不像马车那样有车轴、车轮等薄弱结构，能承载的货物也要多得多。而且通过在顺风时扬帆，在逆风时收帆的办法，船只还可以充分利用免费的风能。总而言之在古代，水路运输相比陆路运输有着绝对的优势。如果能把全国的陆路运输改成水路运输，那就相当于掀起了一场运输革命了。然而中国的地理特点是西高东低，主要的几条河流，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都是从西流向东，在地图上都是横着的。
要想让河流变成全国的运输网，就必须从南北方向连通这五条河流。其实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就在朝着这个方向开凿运河，断断续续一直在修，到了杨广统治时期，还差很多没修好，是杨广一口气把剩下的都修好了。这就是隋朝大运河。看隋朝运河示意图，我们会发现隋朝大运河形成了一个横过来的“人”字。既然是南北贯通的运河，为什么不是直上直下的，中间还要有一条折线呢？这个折线就是为了迁就洛阳，洛阳正好位于人字的顶端。元明清三朝的首都不在洛阳，改在今天的北京市了。所以元代以后的运河也就没有必要再有人字的这一折，为了运输方便，改成直上直下的了。
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就是一条竖线，是南北直上直下的啦。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南移，南方的粮食产量逐渐增多。杨广修建大运河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南方的粮食运到洛阳，解决了首都吃饭的问题。大运河的好处还不止如此。商业对国家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商业其实也是一种生产，而且生产力非常可观。商业活动又严重依赖交通，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做要致富先修路。大运河就是古代的商路，在大运河沿岸出现了很多发达的商业城市，国家和人民都受益良多。大运河还加强了中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能力。中国古代最大的军事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中原王朝总要在北方陈以重兵。
偏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主要产粮区转移到了南方。假如没有大运河，把南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北方边境，中原王朝抵御北方的军事能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北方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负担会更加沉重。而像宋、明这样长期和北方作战的王朝，他们的命运就要改写。最重要的是，大运河还严重打击了沿岸的门阀势力。用文雅点儿的话说，这叫大运河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用直白的话说，杨广所属的关陇集团拥有全国最强的军事实力，想揍谁就揍谁。过去是苦于中国面积太大，行军成本太高，才出现各地的门阀势力敢和中央叫板的情况。现在大运河沿岸的门阀谁敢说个不字，明天中央军坐着战船就杀来了。
大运河途经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大运河沿岸搞定了，全国也就差不多都踏实了。大运河的意义是远超时代的。我们今天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常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好像统一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其实假如我们是一个隋朝人，站在隋朝往前看的话，中国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分裂的时间长。西周统一近三百年，结果东周就分裂了五百多年。两汉统一四百多年，不错了吧，两晋南北朝又分裂了三百多年。在隋朝人看来，国家刚经历了数百年的长期分裂，如何把多年分裂的国家重新凝聚在一起，是隋朝的一项重要任务。大运河使得中央更容易控制地方，也就大大减少了中国再次分裂的可能。
此外，大运河还加强了中国各地的交流，减少了地区间的文化隔阂，这也阻挡了分裂的趋势。从隋朝之后，中国古代史上统一的时间明显长于分裂的时间统一。从这时起才成为了中国历史的常态。大运河的影响还有很多。大运河的建成，改变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宋朝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西北，大部分王朝都把首都定在长安。其中的原因就是，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风彪悍，易守难攻，是很多王朝的发源地。但是从宋朝开始，历代王朝的首都不再选择西北地区，而是改在大运河沿岸。宋代的开封，元明清时的北京都是这样。这是因为宋代以后，南方成了中国粮食的主要产区，历代王朝选择将首都建在运河沿线。
是因为这样做能得到南方的粮食供给。出于这个原因，不位于运河沿岸的长安就被抛弃了。简而言之，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大型工程，对国家统一、繁荣经济、增强国力都有极大的好处。这一点古人也明白，隋朝之后有很多人，包括唐朝人都高度赞扬过隋朝大运河。直到今天我们仍旧享受着大运河带来的好处。这么看来，隋炀帝杨广其实是办了一件利国利民，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值得后世子孙永远纪念，永远感谢。杨广有严重的性格缺陷：急功近利、孤芳自赏、自命不凡、死要面子，这些具体表现在治国施政当中，无疑是致命的刚才我们列举了大运河那么多的好处。
说从春秋时候起，中国人就开始修大运河了。那为什么修了好几百年都没有修好呢？杨广之前的皇帝们都傻吗？都不知道修运河的好处吗？不是的，他们不是傻，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修大运河相当于要跨越中国南北，生刨出一条河来，也不管中间有山还是有丘陵，一律全都推平了，凿开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哪怕放到今天都是需要举国动员的超大型工程。对于只能靠人力的古人来说，这个工程庞大到不可想象。杨广之前的皇帝们不是不挖，是真心挖不动挖不起。那杨广怎么就挖成了呢？这和他的性格有关。杨广这个人很有学问，也勤于政务。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不算是一个昏君，但他有性格上的缺陷。
对于这种性格缺陷，我们且认为是一种病态。得了这种病的皇帝和秦皇汉武一样，身处盛世，前半生非常顺利，使得他过于自信，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这种人从小生活在贵族家庭里，熟读历史，志向远大，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享乐，而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利，干一番名垂千古的大事业。结果大家也知道了，因为野心太大，不体恤民情，他们最后都玩儿过火了。杨广也得了这种病，他出身皇室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力很强，但心气儿也很高。他父亲杨坚创造了开皇之治，国家已经非常强大。杨广的治国能力不逊于杨坚。杨广刚即位那几年，隋朝国力更是迅猛地往上涨。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有名吧。杨广的鼎盛时期，全国人口是贞观之治时的三倍。当时的大隋帝国繁荣昌盛，包括北方游牧民族在内的周边国家纷纷臣服。杨广已经创造了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盛世王朝。遇到这样的年代，也怪不得杨广心气儿过高了，他要当新一代的秦皇汉武。于是在全国开展了一系列超大型的工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运河。修运河原本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伟业，可心气儿太高的杨广非要在自己这辈就修好。甭管花多大的力量，动员多少人，加班加点也要干成。结果是大运河如期修成，但是以无数百姓的血泪和惊人的国力为代价，国家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杨广不只是修大运河，还修长城，修驰道，迁都到洛阳，还在洛阳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他还多次出巡，每次都携带规模庞大的队伍，甚至携带整支军队。他游江南时修大龙舟，沿岸建行宫。这些工程累加在一起，逐渐超过了隋朝国力能够承受的极限。一旦超过这个极限，国家马上就出现内忧外患，崩溃就在眼前了。可是杨广这么折腾还不够，他还要干古往今来最花钱的一件事儿，那就是打仗。当时隋朝周边的国家基本全都臣服了，连一向最难搞定的匈奴都俯首称臣。其实没多少仗可打了，可偏偏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有个叫做高句丽的国家表示不服。几次三番入侵骚扰杨坚的时候，隋朝就和高句丽开仗了，结果吃了大亏。
到了心比天高的杨广这里，那不用说，必须得找回面子，于是一场庞大的东征就开始了。隋朝的军力远强于高句丽，这场远征本可以轻松取胜，但是杨广坚持御驾亲征，他既不懂军事，又极度骄傲自满，在远离前线的地方胡乱指挥，不许武将随便行动。高句丽军队声称要投降，杨广便以天朝大国的姿态下令停止进攻，结果高句丽趁机修补好了城墙，毁约再战。如此几次三番地折腾，隋军怎么能赢呢？在隋军的一连串失误和高句丽军的顽强抵抗下，隋军发生了大溃败，杨广一败涂地，被赶回老家了。这个时候就看出杨广个性上的缺陷了。杨广是个缺乏涵养的人，他爱面子，脸皮薄，从小都没受过挫折。
他的抗压能力和忍耐力都很差。隋朝鼎盛的时候不是四海臣服，万国来朝吗？在外国人来的时候，杨广让人在首都的大树上缠绕贵重的丝绸，上书:外国人吃饭一律免费。还跟人家吹牛说我们中国人就这样，吃饭都不收钱，打肿脸充胖子。这就是杨广心里素质差的表现，极度爱面子。这么一个爱面子的人，亲自攻打一个根本看不上眼的小国，还兵败如山倒，他心里能接受吗？当然不能啊，所以，杨广集结兵马，再战高句丽。连年征战，是一个国家最花钱的事儿。杨广之前修大运河，修长城，修宫殿，远征高勾丽，已经让国家处于经济崩溃的状态，根本无力再供他折腾。
当他下达再次东征的命令后，无论普通百姓还是上层门阀贵族，全都叫苦不迭。第二次东征的大军到达边境的时候，一支强大的关陇门阀家族（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造反，第二次东征被迫终止。隋朝王是原本就属于关陇门阀的一支，关陇贵族，是他们家最亲密的支持者。关陇贵族敢造他的反，说明杨广的统治已经失去最重要的支持。隋王朝已经风雨飘摇了，可是杨广在镇压了反叛之后，又组织了第三次东征。这就是杨广的性格缺陷病态，病入膏肓的表现。把之前积累的资本花了个干净，还是没有醒悟过来，不就只有灭亡一条路了吗？第三次东征时，朝野上下怨声载道。
大军开到边境，高句丽国王写了一封信，表示投降。杨广拿到这封信后，这位玻璃心的帝王总算是有了个台阶下，这才班师回朝。其实高句丽国王是故技重施，这次仍旧是假投降，隋军一撤兵就不认了。但这时的杨广已经无力再次征伐，在回师的路上，远征军就遭到了农民军的公然袭击。此后不久，隋朝就在遍地的叛乱中灭亡了。总结一下：隋炀帝杨广不是一个好皇帝，但是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那么不堪。他所做的那些事儿，无论是在国内搞基建还是东征高句丽，其初衷都是好的，过错之处并非有意为之。这只能说杨广不是做明君的料儿，没有明君的基本素养。一人独自徜徉于自己的“文治武功”之中，以致于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民间反叛四起，帝国大厦将倾之时，尚且不知。
众人皆醒，杨广独醉。这都是他不健全的性格造成的，隋王朝短命的原因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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