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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解读的这本书是《寻访行家》。我这个假行家，这回要来给你讲真的行家怎么做事、怎么想问题了。
这本书的作者、德国女作家加布艾勒·格特勒用了几年时间，采访德国32个行业里的顶尖人士。他们中有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这样完全用大脑工作的人；也有世代相传的手艺人，像鞋匠、高级定制裁缝、工具制作师等等。有的职业很普通，比如清洁工、助产士；有的行当挺“重口”，像法医、搞生化武器的。格特勒自己也是非虚构写作的行家，她的提问和观察都退到幕后，用德国式的冷静和周密态度，在每篇文章里呈现职业人士的真实状态，让读者感受不到作者存在，这是很高级的纪实写法。这些文章当年连载时，在德国影响很大，它们虽然不动声色，却触发了德国人的民族和文化情感。
我读这本书时有个感觉，把这些不同的人连接起来的，是行家们的职业态度，德国人的工匠精神。这也是本文要和你聊的：德国人的工匠精神到底是什么，是怎么来的？
在我看来，德国人的工匠精神，和日本人还不完全一样。我为你解读过一本《树之生命木之心》，讲的是在日本最受尊敬的宫殿木匠，他们的目标是毫不走样、毫不妥协地再现一千年前的手艺，类似的例子，还有纪录片《寿司之神》里的小野二郎。这种极致的追求，依靠师徒相传，靠悟性，没法大量培训和复制，来自于日本传统文化。其中的理念，和现代工业社会的规模化、自动化趋势相反。而这本书里的德国行家们，持的是不同于日本人的现代化工匠精神。
这种精神，不是简单的技术标准、工作规则。我觉得，凡是能称为精神的东西，背后是一定有文化成分的。德国和日本的工匠有类似的职业操守，但精神来源不同，就是因为内在文化不同。不过，我得一点儿点儿给你说，一下子扎到文化那边去，离书里的故事有点儿远。我下面先为你说的，是书里各种专业人士的工匠精神，表现在什么地方？之后，我们再来看这种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最后再分析：造就工匠精神的德国文化基因是什么？
很多生产制造业的人士都说，中国制造和德国制造、日本制造的差距一直在缩小，现在最需要弥补的，不在格局和设计，而是在细节，中国人的格局一点儿不比日本人小，只是细节上明显粗糙。同样一件产品，材料和图纸差不多，但这里马虎一点儿，那里粗糙一点儿，组装起来再看，就和人家的东西是两个质感了。
那咱们就从细节里的工匠精神说起。这本书讲到一位德国的动物标本制作师。除了服务博物馆、动物园，还有很多私人客户，请他把宠物做成标本。这样的客户是最难伺候的，他们对宠物有特殊情感，又熟悉宠物生前的神态，标本和活着时有一点儿不一样，也觉得不满意。制作师也很理解，他说，一位孤独的老太太，带着陪伴自己18年的猫的尸体来找我，她支付几千欧元的费用，当然要获得最好的服务。所以，标本面部最小的细节，也绝对不能马虎，要耐心雕琢。
最大的难题在于确定舌头和眼珠，制作师向作者展示了几大盒子的塑料舌头和玻璃眼珠，分为鱼类、爬行类、哺乳类，又分出了喘息状态、发怒的状态，等等。那些不同颜色的玻璃珠，是他从全世界最专业的制造商那里定制的，颜色变化极多，细节尺寸精确到毫米。他做的标本比别人贵，就是这个原因。他还有个图书室，收集各种动物眼睛的图片，作为标本参考。他说，动物死后，眼睛的变化特别快，鱼的眼睛在几秒钟之内，就和活着时不一样了。食肉动物休息时，瞳孔比较小；但袭击捕猎时，瞳孔又会放大。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我们在博物馆看到有的标本栩栩如生，有的无精打采，问题就出在这类细节上。
我们再来说说直接体现在手艺里的细节工夫。有位专门给名人定制燕尾服的裁缝，德国的明星政要的礼服，意大利三大男高音的演出服，都来找他做。因为他手工缝制的礼服，上身效果就是不一样。这位德国裁缝说：黑燕尾服是在1830年之后成为西方最庄重的社交服装的，我们有印象，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就是穿燕尾服的。他提到了一个小知识：在这类场合，服务员戴黑领结，来宾戴白领结。
做一件高级的手工燕尾服，需要缝制14天。临时向他租一件穿，也得花几百欧元。做燕尾服最大的难点是：燕尾服是敞开穿的，上身后，所有部位必须和身体完全贴合，任何地方都不能翘起来。那么，裁缝就必须知道客户出席的是什么场合、他在这些场合会做什么。比如，给指挥家做燕尾服，袖孔就要小一点儿，也就是要固定住胳膊根儿，否则，他一挥舞指挥棒，整件礼服都会跟着往上跑，看起来很滑稽。高个子的走路往往身体前倾，后身就要做得稍微长一些；矮个子在社交场合要抬着头说话，衣服就要前襟长、后襟短。对于那些不能到现场量衣服试穿的客户，他会一直电话里确认这些细节。名人们喜欢找他做衣服，就是因为感受到了很好的照料，穿上他定制的衣服出席社交活动，会增加自信感。
你看，把每个细节做到这种地步，最后的成品，就是我们所说的卓越。反过来说，把许多企业口号里的那句“追求卓越”拆开看，其实就是各种细节工夫，像寻找最像的玻璃眼珠，根据客户的活动调整衣服尺寸，等等。
细节和卓越，是我们谈论工匠精神一定要说到的。而它背后还有东西：就是工匠要有好的品位，或者说，绝对忍受不了粗制滥造和“将就”。不管你是造东西的还是买东西的，一定都有体验，到了一定阶段，品质每提高1%，增加的成本可能就是20%，反应在价格上当然就更高，越往上，越呈几何级数增长。工匠做什么取舍，就要看他有多苛刻的品位了。不过，从追求卓越到产生回报，是有过程的。不是所有人都等得了，也不一定都能等得到。所以也有人说，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其实是一种贵族品质，他们也在意回报，但不会把它作为最终目的，他们更在意自己的地位和格调。
我们先说回到那位德国的高端定制裁缝。他和作者见面时，准时等在店门口，穿着一身昂贵的深黄色手工丝质西服，相同颜色的鞋也是定制款，这就是他的工作服。他说，自己有至少50套西装，每套西装都有专门搭配的鞋。凡是打算给顾客用的料子，他都要先做一套自己穿，体验面料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和客户一样的衣着品质，他觉得，这就是他事业成功的原因。他不只会做衣服，还会为名人客户们提供完整的服装穿搭意见。
我们再来看看体现在产品上的品质。我读这本书才知道，雪花玻璃球的发明专利和行业标准，一直在维也纳郊区的一个家庭小厂手里。对这个工艺品来说，品质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雪花在球里飞舞的感觉。把他家的正品和仿品摆在一起，晃一晃，品质差异就出来了。他家的雪花，可以足足两分钟不落下来，旋转飘舞，如同维也纳的大雪。为了找到这种接近水的比重、更像雪花的材料，他们在一百多年里，每一代继承人都在改进配方，这是工厂的核心秘密，只有现任厂主知道。
几代人的接力投入，就是这个家族工艺的护城河。德国的工匠精神，离不开这种专注。有个拆弹专家，一辈子拆除引爆过272颗战争时期的炸弹，作者问他，有没有哪次印象最深，他说“我能清楚地回忆起来每一颗。”
再给你讲一个特殊的专注力量。这是位德国刑侦生物学家，就是专门研究凶案尸体上的昆虫和微生物的。他经常要长时间地观察尸体变化，我对他的一句话印象很深：“三只苍蝇消灭一匹马的速度，和一头狮子一样快”。他说，那种气味其实不是令人作呕，而是让人心烦意乱，戴口罩也没用，它会钻到你的身体里去。
一般人会用清凉油、口香糖来遮盖，但嗅觉对他至关重要，他反而要详细辨认和记住这些气味，他有一种本领：只要到现场闻一闻，就能判断出尸体处在哪个腐败阶段，引来了附近的什么昆虫。他是全世界二十位最顶尖的刑侦生物学家之一，终日系着挂满工具的黑腰带，随时准备出现场，因为要尽快锁定案发时间、死因这些关键证据。作者问他：是不是厌烦这样的日子？他说：“没有，我已经把死亡纳入我的生活了。人们觉得恐怖的景象，从更高层次看，其实是一种美，因为这是生命不可避免的循环，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和谐的自然。”你看，这样的专业人士，已经在职业里获得了通透的世界观。
德国的工匠精神，我们先观察到这儿，它有三个特征：第一，他们会花费巨大精力，通过完美的细节来追求卓越。第二，他们有高明的品位，这是品质的保证。要想做出好东西来，自己得先知道什么叫好。第三，他们有着异乎寻常的专注力。
下面我们来说说：为什么德国人能在各个行业里，普遍发展出这种精神？先来说社会层面的原因。
有位德国工程师说：“那是因为我们没什么自然资源，只能靠搞技术。再加上各行业的冠军企业大多在山沟里，我们下班也没夜店可逛，只能琢磨工艺问题。”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话。我想你也听说过：德国向来就有发达的手工业传统和职业教育体系。
这种体系不但强大，而且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德国很晚才成为主权国家，所以一直没有巴黎、伦敦那样的中心城市。各地分别了形成了手工业经济，建立了以学徒制为基础的职业传统。这本书里讲到一位矫型鞋匠，是专门为脚有残疾的顾客做鞋的。就连这个从业人员很少的行当，也一直有全国职业资格考试和从业登记制，必须学徒期满才能报名。二战期间，矫型鞋匠变得很热门，德国政府就根据档案，允许他们免服兵役。这样的培训和管理，保证了全行业都能达到技术基准。他们做出来的鞋，可以让两条腿相差25厘米的人正常走路，只要穿上长裤，路人都看不出来，这些鞋匠在战后为东德创造过大量外汇。
德国近代教育制度，是在1806年败给拿破仑以后，全国励精图治建立起来的，其中的精髓是双元制职业教育。双元，就是学校和企业。单纯由学校提供职业教育，会落后于技术进步。德国的双元制，最大程度地克服了这种脱节。双元教育的培训计划、技能要求，是学校、企业和企业协会共同制定的，以企业为主导方。通常是学生每周在学校上一两天课，在企业培训三四天。德国的企业都要设置“训练车间”，小企业也要在车间里开辟一个“培训角”，保证学生获得完整的教育训练。
这样的职业教育，可以说是就业的安全网。围绕着这种传统，德国社会很尊重有技能特长的工匠。一个高级蓝领技术工人，待遇和地位一点儿不比白领、知识分子低。有的企业甚至不愿意雇大学生，说他们长着“一双左手”，这是句德国谚语，意思是没有动手能力。有个段子说，蓝翔学校的校长对学生讲话：“蓝翔人不学好技术，就和北大清华没区别了。”我倒是觉得这里面有点儿道理。没必要把它理解成“反智主义”。中国人的职业价值观造成了全社会白领严重过剩，需要这样的唱反调。更需要这种职业自信，手艺人要先建立尊严，才会有追求卓越的心气。世界上有个“奥林匹克技能大赛”，在这项大赛里，德国人囊括过所有金牌，几十年来，总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前面我为你讲的那位标本制作师是自学的，因为没有职业文凭，曾经被同行轻蔑地称为“在兽皮上拧螺丝的人”，但是，当他拿到全国标本制作比赛一等奖以后，同行们立刻开始尊敬他，因为手艺就是硬道理。
除了职业工匠教育，德国还有两百多年的科研大学传统，在19世纪下半叶，科研大学把经济和科学结合起来，产生了现代工程师行业。从职业学校出来的学生，可以再考大学、当工程师，职业教育经历能记入大学学分。这样有动手能力的毕业生，求职更有竞争力。多元化的、和产业同步的职业技术教育，让德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很低，还不到整个欧元区的三分之一。
工程师和工匠，在德国的工业体系里是高度协同的，大家都是搞技术出身，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骄傲。除了在德国本土，作者还采访了周边的德语国家，比如奥地利维也纳的城市地下管道工人。主管维也纳管道系统的局长是有个硕士学位的工程师，负责技术革新设计。维也纳的地下管道网络有180年历史，最早的工程开始于16世纪，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设计图。全市80%的下水道，人都可以在里面通行。对于具体的养护工作，局长说，那就要请教污水管道清洁工。这些工人都接受过专业培训，除非在狭窄的古老管道作业，都是操作高压冲洗车等自动化机械。他们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谈吐自信，他们的工资也超过平均收入水平，受尊敬程度不下于公务员。
这本书里的一些专业人士，来自家族企业，比如前面讲到的雪花玻璃球厂。德国的遗产税是很高的，最高达到70%，但对家族企业会网开一面。只要家族继承人承诺在十年内继续经营企业，遗产税会几乎降到零。德国的经济支柱里，有一大批都是家族企业。像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化工企业汉高、著名的机械公司博世，都是不上市的百年家族企业。宝马、奥迪这样的上市企业，背后也有家族力量。对德国政府来说，让这些企业家业长青，就是维护国家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社会就业稳定。
说到这儿，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可以说，历史上的手工业传统、近代的双元职业教育体系、全社会的尊重以及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是重要的成因。
另外，在这些因素下面，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动力。
工匠精神的深层次表现，是一种超功利的职业伦理。这本书的采访对象里，有将近一半是各行业的学者，作者把他们和手工业者、技术工人写在一起，意思就是大家都是行家里手。其中，来自科学共同体的学者们，有一套共同奉行的学术伦理：人在自然科学里，必须完全脱离主观立场，脱离个人利益，这是道义上的责任。科学家绝对不能做两件事：第一是不许骗人、不许骗自己。第二是不许做任何违反伦理原则的事。
这听起来有点儿像是教条，我就来给你讲书里的一位兽医。这位女士姓赫布斯特，拥有兽医学博士学位，曾在一个屠宰场做卫生检疫工作。1990年夏天，她发现屠宰场的一些牛状态反常，表现出极度攻击性，怀疑是当时正在英国蔓延的疯牛病，立刻把牛扣了下来，向卫生部门上报，说“请相信我的直觉。我至少鉴定过14万头牛，绝对训练有素。”但她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她认为这是有组织的掩盖事实。由于她公开了自己的发现，被屠宰场解雇，而且遭到起诉。那家屠宰场所属的企业，在整个欧洲排第二，她连辩护律师都找不到。这之后，她一直在搜集情况、写论文，向社会发出警告：疯牛病正在德国蔓延。直到十年后，她的预警终于被证实，而她此时已经因为败诉而名誉扫地，找不到工作，离了婚，退休金的基数也变得很低。对这些损失，她说：“我是疯牛病专家，我不能回避自己的身份。”
这种职业伦理，就是把自己的职业看成一种无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伦理来奉行。我们说：一个人能做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是一种幸福，但兴趣也可能会磨灭、会转移，而伦理是不变的。
那这种工作伦理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我觉得，这和一个叫价值理性的概念有关。我们都知道，德国是个崇尚哲学深思的国家。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有一个理论：人的理性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普遍人的行动方式是：设定具体目标，只问要达到这个目标该干什么，也就是：我只考虑该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目标。这就叫做工具理性。韦伯讲，现代社会是由工具理性支配的。只生产，只发明，不问这些东西到底有利还是有害。现代人普遍的行动方式，也都属于工具理性。这当然无可厚非，今天的财富、技术，都是从工具理性里来的。
但是，人同时还需要有价值理性。也就是在行动时，为自己的动机和目的负责任。有价值理性的人就要问了：我们工作、我追求财富的目的是什么，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就像乔布斯拉人入伙时的那句名言：“你是想卖糖水，还是像改变世界？”要是从工具理性来说，卖最畅销的可乐能稳定获利，肯定比生产一个还不知道是什么的电子设备靠谱。所以乔布斯实际问的是：你想不想活得有意义一些？你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理性的人？我们从这本书里看到了，在工匠精神的驱动下，专业人士会本着自己的职业伦理，去做那些虽然没有利益、但他们认为对的选择；会投入20%的成本，提升那1%的品质，虽然不知道这市场表现如何。这不是感情冲动，而是秉承价值理性。
那么，咱们再往下挖，价值理性是从哪里来的？我想你隐约猜出来了，这是和宗教有关系的。我们还来说马克斯韦伯，他发现，在资本主义的启动时期有个微妙现象。当时，西欧商业最发达的是地中海国家，威尼斯是西方世界的商业中心。传统的海上霸主也是西班牙、葡萄牙。但现代的商业和企业管理制度为什么出在英国、荷兰；现代工匠精神的代表，为什么是德国？
他发现这和宗教有关，意大利、西班牙那些老牌强国都是天主教国家，在天主教的宗教伦理里，现实世界一片黑暗，没有意义，人是来赎罪的，目标是进入天国。在这种背景下，你要是真虔诚，就不太愿意赚钱了。而英国、德国是新教国家。新教认为，信徒要想进天国，就要在现实生活里证明自己是上帝最好的选民。怎么证明？那就是出色完成上帝赋予人管理社会的使命，去拼命地工作，去创造财富，这被称为天职观。现在我们赚钱是为了更好的、更安全的生活，更高尚的人，会通过慈善事业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当时的新教信徒觉得，工作赚钱，首要目的是完成天职，终极目标是进天堂，而不是享乐。所以他们在工作上投入，在生活中节俭。韦伯把这形容为“入世的禁欲”。我刚才说到的价值理性，它的表现就和这有关：人作为工作者，要做到尽可能的完美，而结果，就交给上帝了。至于利润什么的，不重要，反正我也不打算花。
这个基督教新教的精神传统，当然在今天早已经不完整了。那种“入世禁欲”的做派，随着西方宗教的不断世俗化，我觉得在今天可以形容成是“入世纵欲”，就是正视和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但其中有一个东西仍然留下来了，叫“志业精神”，志气的志，事业的业。就是说：我选择了一个事业之后，就算我不是信徒，我也要对它有一种近似信仰的态度。今天德国的工匠精神，可以说是传统天职观念的世俗版：不是为混口饭吃，而是听从一种内在的召唤。
在这本书里，我还看到一种高超的工作状态，可以称为游戏状态。游戏和兴趣爱好还不一样，真正的游戏是完全自主的，所以也就是完全自由的，有这种状态的人，沉浸在一种儿童式的入迷里，一直在专注的心流里获得喜悦。书里有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就是爱因斯坦那样只靠一块黑板来思考的科学家，《生活大爆炸》里的谢尔顿也是干这个的——对了，这位物理学家也和谢尔顿一样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他还是孩子时，假装到处玩儿，从桌子另一头倒着看一眼盖世太保的逮捕名单就能背下来，然后去通知名单上的人逃跑。
他获得过几次诺贝尔奖提名。他说，机器不可能代替我的工作，因为当我萌生一个观点时，体验和性快感差不多，机器可没有这种快乐。但他更羡慕数学家，他引用一句名言说“只有数学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因为他们可以研究数论。果然，作者还采访过一位数学家，当被问到有什么业余爱好时，数学家琢磨了半天，说：“爱好，是的，研究拓扑学和数论的关系，这应该是个有趣的爱好……那是一种特殊的拓扑空间，它们特别光滑，可以在每一个维数中被观察到，就像一个球的表面……”随后，数学家就陷入了咒语一样的自言自语。
对于德国行家们的工匠精神，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最后总结一下。
工匠精神的外在表现为：他们会花费巨大的精力，通过完美的细节来追求卓越。要保证品质卓越，工匠们就要有高明的品位；想获得职业的高明品位，就要有超乎寻常的专注力量。这种状态，能塑造一种世界观。
德国工匠精神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里养成的呢？德国拥有悠久的手工业传统，强大的双元职业教育系统和工程师文化。全社会都对专业技能高超的手艺人非常尊敬。国家也通过制度来保证手艺在家族企业中长远传承。
最后，我为你分析了工匠精神的文化来源。工匠精神拥有坚定的职业伦理，它建立在对动机负责的价值理性之上；而德国宗教文化所遗留下来的“志业精神”，是其文化源头之一。而游戏态度，是一种表现得好像“业余”，实际上更自由的职业态度，也更有利于创造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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