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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乾隆皇帝号称“十全老人”，十全即是十全武功，意指乾隆年间清朝对外战争的十次胜利，按乾隆自己的话说：“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这十次对外战争的胜利，象征着清帝国的强盛武力，是乾隆一生的骄傲。
但实际上，这十次胜利中却有那么一次十分的名不副实，那就是征缅之战。
在与缅甸的战争中，清军损兵折将，直到最后都没能降服缅甸，最后换来的也不过是缅甸名义上的臣服。
清缅战争，是18世纪末清朝和缅甸贡榜王朝两国围绕边境地区的领土和资源控制权发生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以1762年冬缅甸入侵云南普洱地区，清军自卫反击为开端，以1769年11月16日双方签订停战合约收场。历时7年，清朝虽然取得了缅甸名义上的臣服，但是并未能获得战争的真正胜利且损失惨重，在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中，对缅战争也是其中唯一存在较多争议的一件。乾隆帝晚年时曾说过，“五十多年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
参战方兵力：清朝 63000人 缅甸 52000人伤亡情况：清朝 伤亡19,000余人，死亡14,000余人缅甸：伤亡11,000余人，死亡4,000余人主要指挥官乾隆皇帝，明瑞，傅恒；孟驳
缅甸的野心与清朝初期的绥靖
缅甸，在元朝和明朝时曾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嘉靖以后，明朝逐渐衰落，缅甸逐渐开始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
明朝末年，缅甸东吁王朝覆灭，贡榜王朝崛起，兵力日渐强盛，开始骚扰中国的云南各省，很多云南当地的土司由于畏惧缅甸的军力，开始向缅甸王朝纳贡，当时的明朝由于内忧外患，对缅甸亦采取了绥靖政策，每年通过赏赐马匹银子的做法来安抚缅甸。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缅甸更是变本加厉，频繁入侵中国西南边境，云南当地的土司屡次请求清廷予以援助，但是当时清朝正忙于与准格尔的战争，无暇顾及西南。
乾隆当时针对缅甸问题说：
“缅夷虽僻在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隶版图，亦非不可臣服之境。但其地究属辽远，事须斟酌而行，如将来办理，或可相机调发，克期奏功，不至大需兵力，自不妨乘时及事；倘必劳师筹铜，,或致举动张惶，转非慎重边檄之道”。
可见，当时正忙于北疆事务的乾隆并不想两面作战，耗损清朝的国力，可以说是给予了缅甸最大程度的退让。由于乾隆的旨意，云南当地政府虽然不堪其扰，但是也不得不采取绥靖政策
直到1758年清朝平定新疆后，乾隆才将目光瞄向了西南，决定好好教训一下缅甸这个蛮夷小邦，用强大的武力惩罚触犯天朝国威的跳梁小丑。
第一次出击新任云贵总督刘藻到任后，一方面清楚边境形势危急，一方面又明白乾隆皇帝对云南边事不愿再绥靖，于是紧急派兵追剿，但除擒获5人外，别无战果。到了7月份，缅兵饱掠后自动撤退。而刘藻竞以“缅人望风遁走，清兵大捷”上奏。但缅兵丝毫不给刘藻面子，于10月份再次以数千人的军队规模入侵车里，占领了车里土司衙署所在的橄榄坝，其兵锋甚至深入内地思茅，发文中国，宣布车里（西双版纳）为缅甸领土。曾经点过翰林的刘藻因善于揣摩上意而屡次升职，因未能实现乾隆皇帝战前要求的“穷力追擒，捣其巢穴”的目标，使得乾隆帝暴怒，又因谎报军情降补湖北巡抚，心理压力过大，3月3日夜自刎身亡。
第二次出击清军第一次出击失败后，乾隆帝派出的他器重的边疆大吏杨应琚（汉军八旗出身，时担任大学士，由陕甘总督移任云贵总督）到达云南。此时，清兵趁缅兵撤退之际，出边攻入缅甸。到4月时，缅属整欠和孟艮两土司管辖地区均被清兵占领。但由于缅兵一路上坚壁清野，清兵并无多大战果。最后，清兵任命一些掸族土官治理这些地方，留下约800人驻防后退回。广东将军杨宁接任云南提督，3月到达木邦土司地区前线。这个时候，缅属孟艮土司已经分别夺回孟艮、整欠等地，并进犯内地孟连地带，威胁木邦清兵后路。木邦地区的缅兵也不与清兵正面交战，而是在清兵后面出没攻击后勤粮队，基本断了清兵粮道。4月，木邦清兵后勤断绝，战力崩溃，撤回内地。乾隆皇帝狠下决心，派满洲人新秀明瑞接任云贵总督，继续主持对缅战事。而这时，缅甸大军已经攻占暹罗大城，准备撤兵回国了。清朝云南地方绿营兵几乎没怎么上过战场，器械又不精良，战力薄弱；带兵将领多能力不强，不体恤士兵，不懂地势，不知战术；方面大帅云贵总督又是文人出身，丝毫不懂军事。所以，中缅第二次战事，虽然士兵总数上，清兵多过缅兵，但依然屡战屡败。第三次战事云南绿营兵共三万余，能用之兵只有二万余。中缅第二次战事，云贵总督杨应琚上报兵部调兵14000，实际共调兵15000。战争中，死、伤、病官兵不下三千人（其中战死1100百人，病故1500人），木邦地区的失败就有游击以下两百余人被俘。在木邦地区溃败后，贡榜王朝400余士兵和各地土司部队共二千兵于七月进攻车里，清兵虽有两个总兵坐镇，但只是略为抵挡后即闻风溃逃，缅兵劫掠一番后很快退回孟艮。至此，宣告了单靠云南绿营兵已经完成不了对缅战争的任务。中缅第三次战事，缅甸战略战术对头，北路坚守要隘，南路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终于将清兵击败、驱逐出境，但也暴露出了缅兵不擅长平野决战、不善打歼灭战的弱点。清兵自最高统治者到前线指挥，不明敌情，盲目轻敌，纯粹自取其败。但清兵在作战中也给缅兵沉重打击，迫使缅甸在今后作战不大敢野战，而是选择以守为攻。
第四次征缅之战
败于火器的清军
明瑞失败后，乾隆大怒，立即处死了私自回国的额尔登，并积极准备下一次征缅之战。
第四次征缅之战，乾隆动用4万兵马，9万民夫，，并汇集铁将军阿桂等名将，水陆并进，一起征缅，但是缅甸人再次凭借强大的火器与清军周旋，无论是水战还是陆战，清军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尤其在水战中，缅军运用西洋大炮不断轰击清军战船，导致数十艘清军战船被炸毁，而清军的火攻战术也接连失败，此时此刻，连阿桂都劝说乾隆议和，并说明他的军队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
最终，由于与暹罗和清朝的两面作战，缅甸人逐渐支撑不住，主动与清军议和，这场耗费清廷911万两白银的战争才宣告结束。
两次征缅，清军动用优势兵力和一干名将，却对缅甸久攻不下，最后牺牲众多才换来了一纸和约。
反观缅甸，一个弹丸小国，与暹罗和清朝两面作战，一直处于兵力的绝对劣势，却可以坚持的如此之久，原因是什么？
一是缅甸固有的复杂地形和恶劣环境帮助缅军拖垮了清军。二则是缅甸善于学习，充分引进了西洋最先进的燧发枪和火炮。
如果说16世纪的火绳枪对于传统的冷兵器还没有太大优势，那么到了18世纪，在欧洲，更为精准的燧发枪和前膛炮已经彻底让刀矛弓箭等传统的冷兵器退出了战场，18世纪已然是火器的时代。
相对于善于学习的缅军，清军已然处于冷热兵器的过渡阶段，火器与明朝相比依然没有进步，早已落后于世界的潮流。
实际上，征缅战争结束后，就有征缅将领因见识了西洋火器的威力而建议乾隆发展火器，富国强兵，但是乾隆却仍认为“骑射乃满洲根本”，对此置之不理。
乾隆不会想到，就是这些被他讽刺为“奇技淫巧”的火器，最终在1840年英国人的手里卷土重来，并最终打开了大清的国门，让清朝走向了灭亡
清朝对于火器发展的怠惰，清楚的表明任何轻视科学技术的反智主义终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元世祖至元年间，随着元王朝在云南行省统治的日益稳固，统治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云南行省西南的缅国，意图将其纳为藩属贡国。
至元八年（1272），世祖遣乞台脱因[乞台，契丹之意，脱因，即“道人”，元时指和尚。此君可能有佛教背景，故而选使笃信佛教的缅国]等出使缅国，诏抚缅王。缅国蒲甘王朝那罗梯诃波帝（Narathihapati）派使者价博到达大都，随后元廷派使回访，两国间建立了初步的联系。至元十年（1273），世祖又以“乞台脱因充礼部郎中，与勘马剌失里及工部郎中刘源、工部员外郎卜云失充国信使副，持诏往谕，征其子弟大臣来朝。”元使到达缅国后，因为不愿依从缅俗，脱去马靴赤脚觐见缅王，结果被妄自尊大的缅王下令处死。此时的元廷因为消息的阻塞，对使节们的悲惨遭遇一无所知，不过云南行省见使臣经年不归，而缅方又毫无通问的表示，便向朝廷建议出兵征讨缅国。世祖则示意先观其动向再做决定，不久云南传来“遣金齿千额总管阿禾探得国使已达缅，俱安”的消息，元廷更无意战争，坐候使节回还报信。于是，就在这元朝君臣以为事态得宁静等喜讯之时，缅国却率先发动了对元朝的战争。
是时缅军“其众约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以骑兵在前，象队居中，象披甲，背负战楼，两旁挟大竹筒，置短矛数十于其中，乘象者取以投掷击刺；最后以步卒压阵。而忽都等军步骑参杂“仅七百人。”忽都以众寡悬殊，于是分军为三队，“下令：“贼众我寡，当先冲河北军。”亲率二百八十一骑为一队，冲击敌军，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骑傍河为一队，脱罗脱孩率步卒一百八十七人依山为阵，三军攻守有据相互策应。
两军交战良久，缅军虽人数众多，但其兵器战甲都甚为落后，军卒又多为临时征集的部落民众，军事素质远远不及正规化的元军娴熟，在元军骑兵的迅猛冲击下最终不敌败走。信苴日率所部追抵敌营寨门，因道路泥泞而退，回军后恰遇缅兵万余迂回至元军背后，当即驰报忽都。忽都得报，复列军为三阵，进至河岸大败迂回缅军，并乘胜连破其十七寨，“逐北至窄山口，转战三十余里，贼及象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沟。”[想起了二战中，丘吉尔打电话询问英军司令奥金莱克俘虏多少意大利军，奥金莱克得意洋洋的说：“数不清，大概五亩地的军官，二百亩地的士兵。” 沙家店战役中，毛泽东也为战报中“抓了一沟的俘虏”笑的直不起腰来]
及至日暮，忽都因负伤收兵。次日再战，元军又追击缅军至千额，“不及而还。”此战中，元军“捕虏甚众，军中以一帽或一两靴、一毡衣易一生口。”缅军幸存者在败退途中，“又为阿禾、阿昌邀杀，归者无几。”四万大军一朝覆亡。元军的损失却小的让人难以置信，《元朝征缅录》载，“官军负伤者虽多，惟一蒙古军获一象不得其性被击而毙，余无死者。”
此战之后，缅军心胆俱寒，“自后蒲甘不敢犯风，金齿得以安堵。”其后数年，元军又多次南征缅国，沉重的军事打击最终导致蒲甘王朝内部矛盾激化，解体分裂为若干掸邦。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军攻破蒲甘城，蒲甘王国成为元朝的蒲甘等处行中书省（1277—1303），那罗梯诃波帝成为最后一个正式的蒲甘国王，他之后的蒲甘国王都兼任元朝蒲甘等处行中书省的丞相，成为元帝国在西南地区新的藩属。而蒲甘王朝各地拥兵自立的贵族和掸族部落首领为寻求政治上的支持，也大多选择向元朝投降，接受了元朝任命的宣慰司等各种官职名号，今天的缅甸北部地区，作为元朝的藩属国和行省，在名义上受到元朝的直接管辖，一直维持到元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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