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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首开“私家军队”之先例；他亦是历史上少有的大誉大毁之人—肯定之言，谓之成就“震古烁今”；否定之言，则谓其愚诚而不顾“民族大义”。誉之而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曾国藩—最具争议的历史近代人物。
外交（对外事务）
（1）曾国藩对外交涉的基本方针是“以条约为凭”，“大事苦争，小事放松”，最终形成了以妥协为主体、以抗争为辅助的外交特征。而这一方针给国家民族造成了屈辱和灾难，这是不必讳言的。究其原因，不外乎曾国藩个人原因（1、曾国藩对近代武器和中外实力的差距缺乏正确的认识；2、他对封建义理错误地运用于对外交涉事务；3、他缺乏对世界局势的全面认识；4、他的对外态度最终受到自己异常浓厚的忠厚意识以及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方针的制约）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固有因素。诸多因素决定了曾国藩在外交上，只能成为一个“失败的英雄”。
（2）天津教案。虽然此事为本国事务，但牵扯外国人，暂且在这里一并叙述。天津教案是法国天主教堂的侵略者在天津虐杀中国婴儿，人民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采取的一次自发反帝爱国行动，当时由曾国藩查办此案。但是，他回避问题实质、污蔑天津士民，向天津士民施加压力、用天津府县抵罪、极力为教堂辩解。他不仅不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惩办真正的凶手，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反而置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于不顾。曾国藩处理的天津教案，使中华民族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蒙受了一次巨大的耻辱。另外，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并非仅仅是个“替罪羊”而已。他身为直隶总督，在清政府里面，如何了结天津教案，他骑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并不能把其卖国罪行笼统的推给清政府，曾国藩负有直接的卖国罪责。 但不得不说的是，在办理此次案件时，他一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抗争，其初办案时与“事事图悦洋酋”的崇厚有所区别，并以“坚持不允”的态度拒绝了法国公使“欲杀府县官”的照会，但他后来仍以委曲求全、守定和约为宗旨，这一“曲在洋人”的教案仍以中方的妥协结束。 四、人生哲学 （1）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从属于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和他的政治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要实现“匡时救国”的远大抱负就要大力宣扬和阐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信，使人人都能自觉地遵循封建纲常伦理去处世为人，说话行事。同时重视“勤、俭、谨、信”以及“忍”。就个人人格力量来说，曾国藩不失为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
（2）消极方面。但是这种士大夫的人生观不是能顺应外界变化而积极地调整心理结构，而是无视外界变化，在内心顽强地保持着感情与心理平衡的稳定状态，从而使得他内心深处陷入矛盾之中。
（3）积极方面。曾国藩一生恪守儒家学说，坚持道德修养，以其务实的精神，重建封建统治秩序，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的士大夫事业。曾国藩对于清王朝，可以说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尽管他效忠的是一个极腐败、极反动的没落王朝，但他这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和理想所体现出的人生哲学观，却是闪耀着他人格的光辉。 （4）不足之处。他认为“夷物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曾国藩在这一认识上是幼稚的。在面对强敌时，一味主站，并非爱国；然而相信对列强“忠信笃敬”即可安心“自强”，岂非痴人说梦？他是一个士大夫，他的时代还沉溺在“朝贡”的天朝邦交体系的观念中，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他的人生哲学中此主张存在局限与不足。 五、诗文造诣
（1）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角度看，桐城派的再度振兴与曾国藩的积极倡导有关。曾国藩接过桐城派的基本义理，高举“理学经世”的旗帜，与其师友、弟子等人组成了“桐城—湘乡派”，提出更适应时代的文艺主张，使得桐城派能够再度振兴起来。 （2）曾国藩本人在诗歌理论及其创作方法上也有一定建树，她本人的诗作在当时就起到了扭转诗风的作用。陈子展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一书中提出，曾国藩是清末“宋诗运动”的一个中坚人物，他是江西诗派得以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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