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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多是连起来称呼的，因为这两个时期其实在文学的表现上有相似性，都属于诗文过渡时期。
以诗歌来说，其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诗歌主要以“近体诗”为主，但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其发轫与成熟都在魏晋南北朝，到了唐代才能达到鼎盛。
但是，如果仔细分辨的话，魏晋和南北朝的诗歌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这表现在诗歌的功用以及背后的成因上。
魏晋诗歌是“士子”的风骨，也是走投无路的哀咏
魏晋时期有一个特色，不管是上层社会的贵族还是出自寒门的士人，仿佛心中都有着极大的苦郁不得抒发，这是时代所造成的。
就像《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对于上层社会中，有志于建功立业的文人来说，他们的诗歌多是对于时代的哀叹。
比如曹操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那一个。
他在《蒿里行》中如此写道：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的早期是一个能臣形象，期待着能靖平宇内，为国尽忠，所以对于当时的乱世有着非常深沉的悲伤，尤其是其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一句，用白描手法写战争给普通百姓所带来的痛苦，是历来写战乱最为形象的一句之一。
从这首诗歌当中也能感受到，曹操那种有心无力的感慨，世事多艰，任重道远。
而在另一首诗歌《短歌行》中，即使有着“横槊赋诗”的豪情，但其中也不乏忧虑感叹的句子：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这首诗歌虽然表露着其愿与天下英豪一同开创盛世的决心，但一半以上的篇幅都在表露自己的忧虑。
这是那个时代有志于建功立业的士人所共有的特色，曹植、曹丕等等自然如此，建安七子也莫不如是。
对于下层社会中，有志于建功立业的文人来说，他们的作品里更多了一份对于社会公平的抨击。
这样的文人就更多了，比如左思，就是那个“洛阳纸贵”的主人公。
左思出身贫寒，当过一段时间的贵族，对于上下两层社会的经历有着非常直观的感受。所以他一连串的“咏史”诗就多了对于社会不公的感叹。
比如其《咏史诗》：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这首诗所提及的现象在三国时代还并不明显，因为乱世之中都需要人才，不问出身，只问能力，社会上的阶层分化还不明显。但是到了大一统的晋朝之后，“九品中正制”逐渐完善，生活在下层社会的士人上行空间就逐渐饱和了。
于是就出现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情况，官职的大小往往不论能力，而在出身。
所以，魏晋时期，大一统之后的文人，除了对于社会症结的忧虑之外，还有对于社会不公的感慨。
但是，无论是战乱还是一统，无论是贵族还是寒士，他们的诗歌中都有着对于理想的诉求，与实际紧密结合的诗歌在“诗言志”的传统和独特的文学风格下，就形成了“魏晋风骨”。
这是一个时代的文风，是这一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所拥有的共性。
南朝诗歌是上层文人的狂欢，也是底层民众的悲歌
魏晋时期的文风被称为“魏晋风骨”，而南朝诗歌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以“绮糜浮艳”为主，这在主流文人和民间诗歌中都成为了潮流。
南朝时期虽然战乱频仍，但已经不像三国时代那样风起云涌了，上层社会中对于生活的享受有着非常执着的追求。
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时候，精神上的富足就要与之匹配。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一个文人的志向是建功立业，就像建安时期一样，即使是像“三曹”一般生活富足，其作品也同样有着质朴、慷慨的风格。但是，如果一群文人开始贪图享乐，附庸风雅，那么其作品中所表露出来的也多是绮糜的风气。
这在任何一个朝代中都是如此。
南朝值得称赞的作品多是一些上层社会的文人，所以浓艳富丽、雕琢精巧的“齐梁宫体”和格式规整、声韵铿锵的“永明体”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
它们所描绘的往往都是宫廷事物，甚至包括一些艳情成分。
值得注意的是，古典文学当中的“艳情”并不代表着“色情”，而是文人对于绮丽事物的一种审美欣赏，无论是从意趣还是从措辞上，都是十分高雅的。
比如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其用辞极为华丽，描摹极为细致，意趣也并不庸俗，但其风格绮糜，被称为“亡国之音”。
而因为南朝上层社会对这种诗风的推崇，导致在民间诞生的民歌同样也聚焦在男女情爱之上。
比如著名的《西洲曲》，就是写女子思念良人的情感变化，写得非常婉转动人，其结句“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更是被后世称颂。
但因为此时的社会依然处于氏族门阀的控制之下，底层文人依旧找不到进身之路，所以有一小部分的文人的作品中会流露出与上一个时代相近的“风骨”之气。
比如鲍照，也就是经常见于后世文学中的“鲍参军”。
其《拟行路难》中，借用乐府旧题，诗风和魏晋极为相似：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其内里蕴藏的悲愤之气和无奈之情，让人感慨万千。
所以刘熙载《艺概》中如此评价：
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无二。
陶渊明也是类似的诗人，东晋末南朝初的时代背景，将对于时事的失望寓之于作品之中，其愤懑不平之气自然极多。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庾信，因为早期在南朝以宫体诗歌著名，后来羁留北朝，受北地刚健文风影响，其诗歌作品出现了极大的变化，有了更为开拓的意境，南北融合之下，形成了唐朝诗风的先声。
综合来看，古典文学里经常并列的“魏晋南北朝”，其实“魏晋”时期的诗歌作品是要远胜“南北朝”的，但其中也有着非常明显的继承关系，魏晋的风骨虽然在南北朝时期消沉，但也不是全然没有声响，而南朝对于“艳体”诗歌的开创，对于唐代诗风有着深远影响。
魏晋和南北朝的诗风分化，其实是由时代环境所决定的，不仅仅包括战乱的社会现实，更是因为文人精神方面的困境有着些微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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