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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是他全部学说的理论基础,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主张,其中的天道观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重在探讨“人事”,大谈伦理道德,而对天地、鬼神敬而远之,很少议论。董仲舒与孔子不同,他吸收阴阳学家、道家些学说,用来探讨宇宙本源及其变化,大谈天道,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天道观”。在《春秋繁露》一书中,谈论天道自然的篇幅,占全书内容的一半,专设《阴阳位》、《阴阳始终》、《四时之副》、《人副天数)、《五有相生》、《五行相胜》、《天地之行)、《天地阴阳》等各篇并明显看到吸收阴阳及道家学说的痕迹。道家学派之创始人老子曾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说:“道生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在“道”之下有天地。
“道”是在“帝之先”的没有意志的本体,视“道”为最高哲学范畴,用“道”来代替传统人格神的“天”,使主世界的上帝鬼神的权威失去了光彩。而董仲舒所说的“天”,从表面看是对殷周上帝“天”的回复,而实质上是在吸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以及汉代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构造出一个新的“天”,同传统的“天”不同而与道家的“道”却有一定相同的含义,对道家的“道”,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否定的一面。纵观董仲舒的天道观,可以归纳出如下一些基本要点一是天具有绝对权威的至上之神。即所谓“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尊也”。又说天子“受命于天”,而天下之人则“受命于天子”。如此而构成了天一天子一民的统属格局。
二是天具有意志,并且通过灾异或祥瑞来向世人表达其意志,这就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他宣称“人副天数”,人是“天”按照自己意志创造出来的,即所谓“天之副在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2。既然“天人相副”,天与人当然可以互相感应,于是,“天人感应”便有了理论根据。在这种神学理论下,君主为政的得失,皆会感应天,天于是通过灾异或祥瑞对人世进行赏罚。如行德政而有功德,天就会以灵芝、甘露等祥瑞来表示褒赏、喜庆;如为政有失或国家将亡,天就会降下灾异,以示“谴告”。这种天人感应说的现实意义,用董仲舒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君主对人民的专制统治,借天的权威“屈民”,又借天的权威限制君主的行为,避免因不施德政而导致政权丧失和国家灭亡。
在汉武帝时期社会矛盾日益尖说的形势下,童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上天就在于和尖的社会矛盾。由于天人感告的学说应说的提出目的。汉中期以后的纬速信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西是天为字万物的本源。称“天者非天不生”,“天图育万物,既化而生之,万物之主,万物无已,终而复始”。由此可知,在董仲舒的有养而成之事功序宙生化图式中“天”的地位同道家的“道”完全等同,视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四悬天不变,道亦不变。称“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既然“天”被看作字宙万物的本源,是”形而上,而“道”则主要是指“形而下”的“治国之道”和为人之道”,即所谓“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皇帝既然是“受命于天”,天不会有所变化,治国之道也不应有所变化,国运也将永远存在下去。因此,这种天道不变的理论,反映了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长期动荡不安,战乱不休,人们渴望大一统,渴望不再发生变乱的社会心理。也反映了西汉政权在汉武帝时期得到了加强与巩固,它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持续稳定,因而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和奉行。
董仲舒在他的天道观支配下,对儒家学派的“有为”和道家学派的“无为”,均有所吸收。西汉时期的黄老学派认为道”虽然“无为”,但“道”却产生“天地”、“阴阳”、“四时”,而且运行不息,因而主张“君无为而臣有为”。董仲舒吸取这一观点,也主张“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心,以臣言为声,以臣事为形”。希望汉武帝法天之行…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要求汉武帝“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寂寞无为”,做到“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谓仁圣矣”。他主张国君“以无为为道”,目的在于能减轻人民的赋税、徭役和兵役负担,缓和社会矛盾,谋求社会安定,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因此,董仲舒所主张的“无为”,主要是对汉武帝的多欲政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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