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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棉被》作为新主流电影的重要影像案例之一，其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不同于以往的新主流电影中的女性形象。该片中的女性被赋予了新的刻绘方式和美学意涵。
01
董秀云：妻子、战士与准母亲等多重身份的同构织写
董秀云（陶慧饰）是影片故事的事件发出者，在片中她被赋予了多重文化身份。
首先是妻子。这是推动故事危机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董秀云是封建社会中包办婚姻的受害对象——童养媳，其“丈夫”韩玉山并不认可她“妻子”这一身份，“休书”便成为了封建思想迫害女性的产物和见证。
正因如此，董秀云要反抗和出走。
只不过，该片巧妙地用其“加入红军”的过渡事件遮挡了这一女性反抗封建礼教的过程及结果。因为在片中，董秀云这一女性角色并不承担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是要扮演好“寻夫”（该片的主线之一）的妻子一角。
为了让妻子这一身份“合法化”，董秀云上前线，救老韩，在其身边苦守了四天四夜。但她“不想因为救了老韩才让他撤掉休书，是希望老韩能够真心实意的跟自己过一辈子。”（片中台词）
其次是战士。
在徐解云（童蕾饰，半条棉被的受赠对象）家中，董秀云在与其交谈中被问及当红军是不是很苦，董秀云言及不苦。
该场景的正反打特写镜头将这一位红军女战士对革命必将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展现在观众面前。
虽然只是“惊鸿一瞥”，但银幕内容空间所生成的意义延迟足以深刻地表征出影像话语的真实语义，即长征的凶险与艰苦。
董秀云虽然是一名红军，但不能忽视她的一个关联身份（或者说同一身份）——救死扶伤的战地卫生员。
尊重生命、善良有爱、不怕吃苦、不惧牺牲、勇敢果断等等的优秀品质都体现在了卫生员这一红军身份的形象特质当中。
最后是准母亲。
该片对于董秀云这一身份的影像表述做了结构性的裁剪和压缩。
从影片的叙事表象上考察，怀有三月身孕的准母亲身份，是对革命胜利后“孩子们睡得安稳”以及“当妈的不再提心吊胆”的理想“喊话”；而从影片的题旨表意上看，则是对中国共产党必将克服千难万险，孕育新中国的符号式内隐表达。
要指出的是，董秀云这一女性形象的多重身份塑造，并非是板块式的填充、堆积和拼接，而是如上文所述，借重几条主线的引领，将这多重的身份进行编织并同构在银幕上，从而给观众呈现一个新主流电影中立体、鲜活、真实、崭新的女性形象。
02
徐解秀：愚昧思想、识辨精神与觉醒意识的徘徊认知
徐解秀是该片的重要配角之一，也是故事事件的接收者。在影像故事的建构中，角色的人物弧光的有效性往往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参考。
首先，徐解秀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在某些方面始终践行封建愚昧思想。
当她见到董秀云一行时，影片的一组视点镜头代行了徐解秀打量红军衣着、枪械等装备的眼睛功能，一声“大人”的称呼便把封建礼教的毒害性刻印在了这一女性人物身上。
而其后所呈现的裹脚旧习、童养媳身份以及遇事一味“求神问祖”的话语言谈，则更加充分地例证了该女性的愚昧形象。
其次，当徐解秀丈夫闯入屋中持枪直指董秀云他们以及告知徐解秀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真相”时，徐解秀并未采信。
一方面她只相信自己看到的和接触到的，另一方面让其丈夫召回山林中防备红军的乡亲。这种识辨精神的获取和建立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所见”。
而这正暗合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旨。此时徐解秀的人物弧光已经完成了从“愚昧”到“识辨”的第一次转变。
最后，在董秀云等人向徐解秀宣传革命理想，以及破除封建枷锁——放脚（去掉裹脚的布）的建议后，逐渐觉醒。
她不仅意识到“红军是心系穷苦百姓的人”，还思想转变，主动解放了双脚。此时徐解秀的人物弧光完成了从“愚昧”到“觉醒”的又一次转变。
与以往不同的是，电影将宏大的、超越性的共产主义信仰，影像化为“半条棉被”、“金鸡纳霜”、“筹资建房”、“修补房漏”等细节化、物质性的能指符号和“孩子睡得安稳”、“妈妈不再受怕”的具体承诺，以利益关系重塑新型的军民关系和党群关系，现代观念在军民之间的亲密互动中，得以突破近代以来城乡之间、精英与民众之间的扞格，向边缘化的底层乡村渗透，激发了乡土农民对革命的高度认同和参与热情。
颇有意味的是，该片并没有将红军的启示话语设置为“神话话语”，从而在短时间内彻底、完全地对该人物进行“精神改造”。
在影片的幕序列，我们可以看到徐解秀遇事时仍旧将自己投向了“求神问祖”的封建牢笼中去了。
这种“徘徊”叙事在展示农民思想改造的艰巨性的同时，又赋予了新的影像内涵：红军是人民群众的“亲人”和“救星”，他们在神佛面前祈祷红军胜利归来。
除了董秀云、徐解秀这两个重要且主要的女性角色之外，该片还刻画了卫生员廖小湘（刘畅饰）和王秋兰（陈衍利饰）这两位女性形象。
廖小湘是大胆反抗封建势力，勇敢放脚出走而获取自由的女性形象。另外，加入红军后，她不仅要“削发变红男”，在某种程度上还扮演着为乡民上房补瓦的男性角色。
而王秋兰则是纯真的、带些许书生意气的并践行集体主义精神的革命者。
虽然她们只是作为配角在片中各自承担一定的叙事任务，但她们身上均被赋予鲜明的个人精神和时代话语，依旧显影了新主流电影中女性形象的新特质。
03
女性形象的价值表征：信仰、承诺与“中国梦”
作为新主流电影的典型案例，《半条棉被》在历史、新闻与电影的文本互动中，向我们展现了历史如何成为记忆，而记忆又是如何被讲述的话语机制，在话语讲述的“革命年代”和讲述话语的“新时代”的历史对话与艺术创造中，以更为“丰满”、更为“真实”的艺术形态对革命战争作了影像再现，形塑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彰显了新主流电影为克服当代观众对革命历史“认知疏离”的艺术努力。
“一床被”，“一辈子”。“一床棉被”作为结婚礼物，既是对董秀云、韩玉山白头相守的殷殷祝福，也是军民、党群鱼水情深的隐喻式表达。
作为革命胜利的历史延续，当下正在展开的“新时代”，只不过是革命征程的“再出发”。政党、军队与人民，同样是“一床被”，“一辈子”。
因此，《半条棉被》摒弃了脸谱化的人物，深度挖掘人物的心灵状态和情感关系，赋予女性新象以深刻的文化意指与“询唤”功能，守住了“半条被子”故事里的那份初心：
一方面，人民信仰在长征的历史语境中被赋予了克敌制胜的崇高性和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地映照出了新形势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强化军民、党群鱼水关系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断斗争，这既是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也是当下共产党人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
电影结尾，徐解秀伫立山头，既是对红军战士平安归来的深情守望，也是对长征精神的殷殷期待。
“长河浩荡流日月，爱民情怀永不变。”不论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守，还是兑现对人民幸福生活的历史承诺，在当下新的时代语境下，均被统合在“中国梦”的宏大构想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之中。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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