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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唐高祖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玄武门附近发动政变，当场诛杀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这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的后续影响非常深远，李世民乘机掌控朝局，并继承了帝位，大唐王朝开始迈入“贞观之治”的时代。对唐朝的黎民百姓而言，“玄武门之变”其实也算是一桩幸事，毕竟李世民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帝王之一。不过，对唐高祖李渊来说，“玄武门之变”却是他人生中最暗淡的一天，不仅儿子骨肉相残，而且他也因此失去了皇帝宝座。不过，凡事有因必有果。“玄武门之变”之所以会发生，其实罪魁祸首就是李渊本人。
在唐朝开创阶段，李建成和李世民都有卓越表现，如果要论功绩的话，其实两人不相上下。许多人印象中感觉唐朝的大半个江山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这其实是受到唐朝官方史料的误导。比如指挥唐军攻破隋朝京师大兴城的是李建成，但官方史料上却将这一功劳归到了李世民身上。
唐朝建立后，李渊按照历朝历代的传位制度，立嫡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到了这一步，一切都是按正常流程进行，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然而再接下来，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储位之争就慢慢开始产生，并逐渐激化了。
武德二年（620年），李渊派李建成镇守北方的蒲州，防备突厥进犯。同时他又任命李世民率军去征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李渊的这个安排显然对李世民有利很多，因为以唐军当时的实力，打败其他割据势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打败突厥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李建成只能做到但求无过，李世民却有机会建功立业。
一年后，李世民打败了窦建德、王世充，其个人威望直线上升。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天策上将，位列所有王公之上，地位仅次于太子李建成。同时，李渊还下旨特许李世民在洛阳开府（天策府），允许他建立自己的私人班底。李渊的这些封赏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表彰李世民的军功，但从更深一层来看，则更像是刻意扶持李世民的势力，让他可以同太子“打擂台”。否则太子的势力日渐壮大，势必会危及皇权。
李渊的这些安排自然会激发李世民的野心，而太子李建成在感受到来自二弟的威胁后，也不可能坐视不理。于是，两位皇子的储位之争就开始不断激化。李建成在长安建立了一支由两千精锐组成的部队作为东宫卫士，史称“长林军”，这支精锐部队的主要针对对象就李世民。而李世民则在洛阳建立自己的卫队，以此来抗衡太子。
经过几年明争暗斗，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彼此间不存在丝毫的兄弟情分了。两个儿子的这些举动，李渊都是一清二楚，但他却没有出手干预，只是以旁观者的心态来看待诸子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当了几年皇帝的李渊此时已深谙帝王之术，他将天下所有人都看成是自己棋盘里的棋子，哪怕是亲生儿子也不例外。他认为只要让各方势力相互制衡，自己这个“棋手”就可以掌控一切。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有些“棋子”却可以变身为“棋手”，有些“棋手”却反而成了“棋子”。李渊最终还是为自己的帝王心术付出了惨痛代价。
武德九年（626年）初，突厥进犯唐朝边境。这件看似与储位之争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却引发了“玄武门之变”。
在太子的建议下，齐王李元吉被任命前往北方抵御突厥。李元吉趁机将李世民手下最优秀的将领和最精锐的士兵都划归到自己帐下。李建成和李元吉还用重金收买这些将领，希望他们倒戈到太子阵营中。
就在李元吉准备出征前夕，李世民这边收到情报，太子准备在送李元吉出征之际对他下毒手。鉴于形势已刻不容缓，于是李世民决定孤注一掷，在宫城禁地的玄武门附近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这便是“玄武门之变”发生的由来。
参考文献：《资治通鉴》、《隋唐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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