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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宋江等人的反抗发生在北宋末年。此时正是宋、金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的时候。宋徽宗是个多才多艺而且“多情”的皇帝，是历史上著名的画家、书法家，于音乐有很深的造诣，也是著名的风流情种。然而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此公实在昏庸无能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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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治理国家的事务全部交给了一帮佞臣奸贼，自己整日花天酒地，声色狗马，骄奢淫逸，眼看着就要把国家给断送了。收进了《梁山泊聚义本末》的《大宋宣和遗事》一书，用愤怒的笔调记录了徽宗朝奸臣专权误国的罪行，一口气接连点了蔡京、童贯、杨戳、高、朱、王铺、梁师成、李彦等奸臣的姓名，接着又点了章惇、蔡卡和蔡攸，真使人有“国家不幸，奸臣何其多”的感叹。
国家被昏君奸臣弄得一团糟，在金人强大的军事进攻面前，毫无抵抗之力，也没有抵抗的意志，只知一味割地赔款，屈膝求和，以图苟安。后来连这样的日子也混不下去了，徽宗只好将皇帝宝座让给儿子，是为钦宗。钦宗即位后，虽然存心改革，也惩办了几个奸臣，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家被弄到如此凋弊的地步，除非特别灵验的治世妙方是无济于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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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忧外患造成了国破家亡的悲惨形势下，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要求忠臣义士挺身而出，铲除奸佞，抵抗外侮。这就是“水浒”故事在这个时期得到特别迅速的发展变化和广为传播的根本原因。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宋江三十六”也好，“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也好，“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也好，他们是救国救民的希望，是忠臣义士，是民族英雄。
在抗金救国的形势下，朝廷中的有识之士高举起救国的旗帜，联合或“招降”那些因不堪奴役和压迫而起来反抗的“贼寇”，就是势在必然的了。而那些“贼寇”反抗的行为，本来就包含有爱国的动机，他们在救国的旗帜下，也就能比较容易地同朝廷官军一起集合到同一条战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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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康之变的前后，尤其是赵构建立南宋的前后时期，北方广大沦陷区的老百姓不堪残忍的民族压迫，纷纷起而“聚保”，拿起武器同金人进行斗争。这其中的主力，是那些被北宋朝延指为“盗贼”的反抗者。他们以“忠义”来号召和发动群众，也以“忠叉”来同官军和后来的南宋朝廷打交道。统治集团中的爱国人士，如宗泽、李纲以及后来的岳飞等，把他们当作抗敌救国的重要力量，以各种形式帮助（当然也有控制的企图）他们，配合他们作战。康王赵构和后来的南宋朝廷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显得也很积极，不间断地深人到北方同他们联系，并且资助钱粮，委以官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朝野上下，普遍称他们为“忠义人”、“忠义军”。以“忠义”称其人、其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值得源众研究的有趣现象。而正是在这些方面，时代给予“水浒”故事以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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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把宋江等人的反抗同权奸误国、民族危亡联系起来，把梁山泊的反抗斗争纳入了忠义思想的轨道，按照时代所给予的逻辑推理方法，为“反抗而忠义”或“忠义而反抗”这种自相矛盾的概念作了充分而又合乎情理的解说。也由于历史上“忠义人”、“忠义军”同朝廷有过密切的关系，他们在救亡的旗帜下为朝廷效力，接受朝廷的封货，所以《水浒传》当中出现了宋江受招安的内容，有了“宋公明幸诏破大辽”的故事，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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